高华俊:中国留守儿童6000多万 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五期正益论沙龙《留守的天空——聚焦留守儿童发展困局》于7月4日举行。在中国,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而且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本期沙龙邀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政策处处长Jillian Popkins、成长教育专家兰海、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高教授表示,中国现有留守儿童6000多万,流动儿童3000多万,加起来约占儿童总人数的1/3。

 

主持人:刚刚我请问过jillian Popkins,她已经提到了,其实世界各地除了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留守儿童),那么现在我们先请一下高院长,中国的留守儿童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是知道越来越严重,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高华俊:留守儿童的问题,其实最近一些年来,大家都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确实是呈现一个增长的态势,根据最近全国妇联组织的一个调查,它是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资料,选取了126万户进行的样板抽查,得出的结论是现代的农村留守儿童有6102万多。

主持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

高华俊:大体上是超过儿童总人数的20%。

主持人:我估计有将近10个香港了。

高华俊:对,大概每5个孩子里边就有一个是农村的留守儿童,流动的儿童其实情况也非常严重。流动的儿童,就是说父母到外面去打工,孩子随身一起带在外面,就是说父母到哪儿,孩子跟到哪里,像这种情况也达到3800多万人。

主持人:加起来就有一亿的儿童。

高华俊:将近一个亿的。

主持人:是在一个相对不稳定的生活当中成长的。

高华俊:大家可以有这么一个概念,全国18岁以下的儿童,总数是不足3个亿人,大概是2.8亿人,这些留守儿童加上流动儿童的人数,大体相当于1/3的儿童人数。

主持人:我们讲这个儿童,我们能不能再问清楚一点12岁以下的还是?

高华俊:不满18岁。

高华俊:2005年到2010年留守儿童增加了250多万人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五期正益论沙龙《留守的天空——聚焦留守儿童发展困局》于7月4日举行。在中国,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而且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本期沙龙邀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政策处处长Jillian Popkins、成长教育专家兰海、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高教授认为05年到10年,留守儿童增长速度加快,大背景是中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

 

主持人:您提到2010年,就从中国的留守儿童的情况来说,在哪一个时候的那种转折变化是特别明显的,譬如说数量大幅的增加,又或者是说也许本来在农村里面还可以看到这些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比例还不错,但是可能在某一个时候开始父母离开孩子的比例就增大,因为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他们出外打工的特别多,有没有哪一个年份,哪一个阶段是特别明显的?

高华俊:从最近的调查数据可以比对的出来,比如从2005年到2010年,两次调查的情况可以发现流动的、留守的增加了250多万人,就大概五年的时间,就是2005年。

主持人:算多吗,从您的研究上?

高华俊:就是增长的速度还是蛮快。

主持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高华俊:社会流动越快的话,留守儿童比例越严重,因为整体上来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是中国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在这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那么实际上民工潮在80、90年代就出现了,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那么人口从中西部往沿海地区流动,从农村往城市流动,从小城镇往大中城市流动,这个趋势都越来越明显,因为毕竟是在这些沿海,大多数城市,它会有更多的发展的机会,也有更多的公共服务的资源,特别有的年轻人,他们为了追求更加有个性、自由的生活的机会,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暂时的抛开家庭。

高华俊:年轻人观念发生变化 适应不了农村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五期正益论沙龙《留守的天空——聚焦留守儿童发展困局》于7月4日举行。在中国,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而且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本期沙龙邀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政策处处长Jillian Popkins、成长教育专家兰海、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高华俊教授表示,改革开放后,年轻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很难再回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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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有没有一个政策可以让这些孩子跟父母能够持续性的在一起,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但是在民间或者我们社会层面可以去关注到。

我请问一下高院长,对于贫穷地区的关注,在您的生涯当中已经付出了很多的时间,为什么这一些农村的父母,他们愿意或者是舍得,舍孩子去外面工作呢?兰老师刚刚说了,她不认为生活或生存的环境有那么的难,为什么?您觉得是她不够理解农村的环境,又或者是中国的农村的父母其实在教育、在生存、对待子女爱的问题上有误差有错误?

高华俊:改革开放以后,这一两代年轻人他们观念发生了大的变化。把经济利益看得很高,有的可能觉得自己在外面还没混好,没有足够的本钱回去,回去以后就希望怎么样怎么样的,或者盖一栋房子或者怎么样,如果没有达到预期,回去以后觉得好像没法交代,这是一种心态。另外其实更多的情况下,这种人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他们留念城市这种大的信息量,大的文化、环境,方方面面,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城市工作机会减少,这些人哪怕没有工作了,他也不回家,他流连在城市。当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以后,你已经习惯了一种新的东西,让你再回过头适应农村的那种生活,对他来讲这很难回头。

高华俊:目前留守儿童数量处于高峰期 未来增速会放缓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五期正益论沙龙《留守的天空——聚焦留守儿童发展困局》于7月4日举行。在中国,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而且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本期沙龙邀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政策处处长Jillian Popkins、成长教育专家兰海、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高华俊教授表示,留守儿童的数量目前处于高峰期,未来增速会放缓,因为人口生育率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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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现在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高院长我想请问,刚刚您说在2005年到2010年,留守儿童增加了5%,有250万,如果说从2014年或者说从未来的几年来看的话,您认为留守儿童的增长速度会增加还是说增长速度会放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统计?

高华俊:我觉得大体上说,现在应该就是一个高峰的时期,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因为毕竟人口生育率是下降的,就是说儿童的人数在不断的减少,比如说几次人口普查,统计0到14岁的儿童,那么最近一二十年这个人数已经是从将近三个亿,跌到了大概两亿,大概最近15年。

主持人:就是说儿童的基数本来也在减少?

高华俊:人数越来越少,虽然现在有一些放开单独二胎的政策,会刺激一下短期生育率的下降,会有所放缓。因为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实施的时间太长,要再恢复到正常的人口结构,那没有三五十年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整体上决定了儿童人数的下降。

(人数趋于)稳定,但是什么时候该降下来,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政府,如果政策能够包容有移民需要的这些人,就是说我希望到这些大中城市去生活,而我又能够做得到,那就需要政策来,这些地方要接纳我,不光接纳我,还接纳我的家庭,把我爱人、孩子都带过来,我能在这生活下来,我能买房子,能过怎么样的生活,孩子能够教育我就能待下来,我觉得取决于这种政策的实施。

高华俊:农村儿童福利主任是一种制度性的造福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五期正益论沙龙《留守的天空——聚焦留守儿童发展困局》于7月4日举行。在中国,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而且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本期沙龙邀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政策处处长Jillian Popkins、成长教育专家兰海、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高华俊教授介绍了儿童福利主任项目,认为它是一项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主持人:请问一下高院长,现在的视频通讯都很方便,你们在这种服务的过程当中,到底怎么样去解决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问题。

高华俊:通过公益组织去做一些公益项目帮助他们。去年我们评选公益项目的时候,我们评了一个得票率非常高的一个项目。它是关注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因为父母不在,生活上冷冷的,他们没有喝热水的习惯,喜欢喝凉水,喝凉水然后就是容易拉肚子。

然后这个公益怎么设计来帮助孩子喝热水,他就给每个孩子配了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如果你一加热水,温度的话上面就会显示那个图像。他就把每个杯子把他们父母的照片给印到那个杯子上,你把热水倒进去,他父母的形象印显出来了。

孩子就会喝热水,同时又安慰他们思念父母的这种心情。我觉得公益组织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非常细,关注到的孩子。但是我觉得更制度化的去关心这些留守儿童,其实还是要安排专人去照顾他们。所以我说可能我就要提到我们那个儿童福利示范区福利主任他们那个。

主持人:我知道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儿童福利示范区。这个谈一谈,就是专人照顾,很庞大的人手,很庞大的物力的付出。

高华俊:这种照顾其实是一种制度方针,起到一种沟通的作用。你比如说儿童福利主任一个行政村他一个人,然后在我们试点的5个省。这5个省是云南、四川、河南、山西、新疆,这5个省都是艾滋病高发的,而且是多数是少数民族的地区,在这个地方留守儿童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

一个村一个儿童福利主任,他做什么呢,他要定期的进行家访,把村里的孩子不但是困难的孩子、贫困的孩子,而且包括一般的孩子去了解他们的情况,看看你有什么需求。在这些西部的边远的地方相当一部分孩子根本就没有上户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户口没上,没上户口他将来上学,包括享受这种各种福利制度、津贴,包括定期的打疫苗方方面面都成问题。所以儿童福利主任首先会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儿童福利主任本身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但是他可以把情况反映上去,他可以反映到县里边,然后去办。然后涉及到教育的,涉及到卫生的,涉及多民政的,涉及到哪个部门的,他就会去协调哪个部门来帮助解决这些孩子的问题。所以儿童福利主任这是一种制度性的造福。

高华俊:儿童福利主任项目有低投入高收益的效应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五期正益论沙龙《留守的天空——聚焦留守儿童发展困局》于7月4日举行。在中国,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而且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本期沙龙邀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政策处处长Jillian Popkins、成长教育专家兰海、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高华俊表示,儿童福利主任项目有低投入高收益的效应,依赖各个社区本身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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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们知道,当一样事情要形成一个制度的时候,他就要人力和物力各方面的配套措施都要出来。制度就要编制要预算,你们儿童福利村目前的发展规模,你们的预算,你们的编制到底什么样去?

高华俊:这个正是我要想说的,这个项目正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民政部,再加上我们大学三家合作,我们是项目的实施者,他们是支持的。经费的预算其实是并不多的,涉及到5个省的12个县,有120个村。在这120个村我们都配备了儿童福利主任,儿童福利主任的待遇一个月享受800块钱待遇津贴。

然后再加上要组织儿童活动的一些经费,其实一个村一年算下来活动的经费也就是两三万块钱。这绝对不是一个很大的费用,但是它起到的效果确实是一种杠杆的效果。就是投入的非常有限,但是产出非常大,所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把这个项目又评为今年的典范工程,他们今年5月份在北京师范大学组织了推广活动。

主持人:Jillian Popkins,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这方面,在中国目前推展的情况,你认为目前成效如何,将来还有在继续扩大的计划吗?

Jillian Popkins:的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通过自己的一些国际经验来为这个项目提供了很多的支持。那么也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他们很容易就会成为这样一个隐形的群体,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些需求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刚才我们提到了,他们可能就连喝热水都没有人能够关注到,更不用提他们的这些卫生、教育的需求,以及它们是否能够得到他们本来应该得到的福利津贴等等。

那么我们的这个儿童福利主任项目实际上也产生了低投入高收益的效应,我们可以通过培训来给这些留守儿童提供更好的支持。我们上次也从这些留守儿童的亲身体验中了解到了,他们通过这个项目所收获到的是实际生活的改变。

像刚才高院长提到的,我们这个项目是有非常低的财政投入。但是实际上它所需要的人力投入是非常之高的。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同时也是非常仰赖于各个社区自己的资源。也就是说不用等这些学习社会工作的学生们毕业了之后再来到这些社区,而是通过为社区本来就有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更好的来支持到儿童。

高华俊:应特别注意防止留守儿童发生意外伤害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五期正益论沙龙《留守的天空——聚焦留守儿童发展困局》于7月4日举行。在中国,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而且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本期沙龙邀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政策处处长Jillian Popkins、成长教育专家兰海、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现场观众与嘉宾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以下是文字实录:

留守儿童的家长是被迫的 不能一味谴责

提问: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但是我有点不太赞同,我很想替留守儿童的父母说几句话。其实他们没有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老家,然后离的很远。接触过很多在北京的流动儿童,他们是被父母带到了北京,他们来自河南、江苏、四川等等。其实他们是被迫的,因为留在老家可能是被迫的,带来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痛苦。比如说孩子不能正常入学,比如说孩子上学是可能自7点到下午4点,但是一般外来务工的人员他的工作时常可能都要到10点或者凌晨,那么孩子4点放学以后就没有人陪伴了,那其实是很危险的。他如果在农村,相对来说车辆等等一些危险会小于城市。其实两种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我很想替他们说,他们也有苦衷,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一直在谴责他们,但是其实他们真的有他们的苦衷,谢谢。

主持人:所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苦衷产生,肯定是在政策某一个环节出问题了。而这个环节不但没有解决,它还不断的在扩大。从您跟他们接触的角度上看起来,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提问:这个还是就像高院长说的一样,我们有很多政策的制约,导致这些孩子可能跟他们的父母暂时是不能相聚的。当然之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会来办这个论坛,或者说我们来参加。可能都是因为我们希望推动这件事情,我们希望他们相聚。那么我们不管用媒体也好,或者是说高院长那样做研究也好,我们都是想推动这些政策的改变。在政策还没有改变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在成长,那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比如说像兰老师,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努力,然后来辅助这些孩子们成长,尽量减少他们在成长中遇到的伤害。同时我们推进政策,希望有一天他们都能够相聚。

主持人:非常谢谢您。这位听众的讲话非常有建设性和有分量。太大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决定,但是就目前的问题上来说,我们也可以有些什么方法来解决。譬如说星星点灯,譬如说美丽童行都是要帮助那些乡村的孩子或者是留守儿童,让更多的儿童知道,更多人关心他们,他们并不孤独。

Jillian Popkins:在留守儿童的早期提供支持 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提问:主持人好,我刚刚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本科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做和弱势群体相关的工作和研究,其实我本身的专业是社工。大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调研。我们当时做的这个题目是和北京的流动儿童的幸福感有关的。一开始,大家会预判,说流动儿童的幸福感很低的,是不高的,他们活的并不幸福,他们很可怜……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困境去面对。但是后来通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当然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样本的量过少或者我们的选的样本有偏差。我们发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幸福感挺高的,他们活的挺开心的。他们觉得有朋友就挺好,他们也觉得有一部分可以见到父母,或者一年能见到一两次父母,他们就挺开心的。

 

兰海:我觉得偏差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幸福感,在于我们从哪个角度看待个人的成长,因为往往人对于自己成长的一个评价是在我们长大了以后。第二就是通常我们说幸福都是比较出来的,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们都不得不去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他们在想尽办法让自己变得快乐,其实这是一种悲哀。

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曾经这样告诉我说。兰海您知道吗,我不敢生病,我不敢生病是个什么概念,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生病。生病了以后他得不到那样的呵护。所以当我们真正要去了解一个孩子的时候,不是动过简单的语言,不是通过一些问卷,而是真正的和他们在一起去感受他们内心当中的需要,才有可能真正的去理解一个生命,在这段时间他的渴求,这是我的观点。

高华俊:我觉得,看你是去关注一个个体,还是把他们当作一个群体。如果考虑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群体,我觉得这事恐怕得有一些社会学上的判断,他的特征,他的总体上的社会问题,他实际对提供社会福利和服务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我觉得这么去考虑。当然如果你说是感性的去了解,那么可能每个人都不同的会接触到这样的案例,在个体的接触过程当中会千差万别的,有的会感觉非常幸福,有的感觉非常不幸。这个因为个体的差异非常大,对他们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也许会产生一种正面的结果,但是这个是多大的概念不好说了。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说留守儿童,我觉得应该还是把他们当作一个群体,从社会学上,从政治上整体上去把握他。然后就是来把握这种总体的需求,,如果调整政策应该做什么?如果我们去做公益组织去设计一个项目我可以做什么。

 

主持人:谢谢,然后我想请Jillian Popkins再谈一谈,对于中国留守儿童,缓解他们的身心问题,短期、中期和长期您觉得可不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借鉴的经验?

Jillian Popkins:从长期来看,根据我们在国际上的经验,我认为最好的长期的措施也就是尽可能的在早期对儿童进行投入,也就是说在早期为儿童提供这种综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其中包括儿童的营养、卫生、教育、游戏、安全保护等等,通过这样的项目去确保他们能在这些方面都尽早的来得到支持,这样才可能为他们未来的健康发展奠定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话,没有办法在早期的儿童提供支持,那么可能就会进一步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

高华俊:应特别注意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

提问:各位老师好,我的问题是如何能提高留守儿童的安全感?谢谢。

高华俊:我觉得这位朋友关心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特别关心的。对留守儿童来讲,安全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实际上通过一些调查去了解的话,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的情况,这个概率比其他儿童群体的要大得多。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在农村每每一年因为交通事故,还有落水这两样造成的儿童伤害达到一二十万,大概20万孩子。那么这里的相当一部分是留守儿童,这是我们了解的。

如果有儿童福利主任,第一个告诉他们监护人,你们应该做什么,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技能。另外如果经常有人去家访,他更容易发现那些安全隐患,包括火灾的隐患。这个能起到一个很大的弥补作用。另外我觉得从制度上,现在国家政策在研究监护权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在讨论,孩子的监护权是不是国家有一个最终的监护责任的问题。对于特别不合格的父母,如果他们把孩子照顾的特别不好,甚至有家暴,有伤害。包括那些因为明显的照料忽视造成孩子的意外的情况,那么是不是应该剥夺他的监护权。把他的监护权转移到政府或者是法院指定的什么机构。我觉得这些措施其实都是应该的。唯一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Jillian Popkins: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关于儿童的完全这一方面,不仅仅是包括这种意外的伤害,同时也包括这种对儿童的暴力侵害,还有这些拐卖的行为,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他们又是格外的高风险的人群,我们需要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来帮助确保留守儿童的安全。另外我们也需要关注留守儿童个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哪种方式来对他们是最好的。

兰海:从教育的角度上来说,安全感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的那种身体上的安全感,第二类就是心灵上的安全感。从我个人的研究上来说,如果说身体上的安全感需要让孩子获得,那我们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学校可以有课程,然后我们的社工可以有这样的传递,我们的父母可以进行教育,需要让孩子从小就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概念。另外一个是心理上的安全感,他们需要知道两件事,我的爸爸妈妈是爱我的,我和他们的分开不是我被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