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 Xu Yong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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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89年3月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并创建希望工程;2005年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华慈善大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2007年5月任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011年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潜心中国NGO事业20年,在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研究领域有重要建树,主编《中国第三部门研究丛书》,著有《叩问天人之际—徐永光说希望工程》。南都公益基金会以“支持民间公益”为宗旨,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其实施的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计划,被誉为徐永光的第二个希望工程。

互联网+公益:玩转公益新媒体

互联网+公益

NGO2.0,一个在公益行业辨识度很高的品牌,近日出版了一本教科书——《互联网+公益:玩转公益新媒体》。从2009年至2016年,NGO2.0通过线下的新媒体工作坊,培训了全国近700家公益组织,教导这些组织如何用社会化媒体做传播和项目,用互联网工具进行管理和协作。

七年700家,算是不小的成绩,很多参与组织利用所学知识,有效的提升自身的互联网素养和能力。例如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负责人马俊河,充分利用了参加NGO2.0新媒体工作坊所学知识,带领当地人民走上了电商之路,致力于生态治沙,自己也成为“银杏伙伴”。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的王名教授曾说过,互联网就是最大的公益。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曾预言,互联网对中国公益传统模式的颠覆将超越我们的想象。“互联网+”碰上“公益”,会催生何样的公益实践?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解答。

在七年中,NGO2.0在“互联网+公益”的领域积淀了各种收获,一方面,秉承学术上的开阔视野和创新能力,不断跟踪和研究欧美公益组织利用新媒体新技术的趋势,并总结提炼成典型案例。另一方面,结合公益圈的热情专注和批判精神,通过Web2.0新媒体工作坊等线下培训等形式,为中国公益组织提供有效使用社会化媒体的能力建设。而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结晶。

本书内容基于NGO2.0过去七年来在全国培训近700家公益组织所开发的教材和经验,提供一套全面系统性的Web2.0的课程,推广“互联网+公益”的理念和实践,并搜集了大量国际知名的 “互联网+公益” 的案例。

开篇以生动的案例诠释Web2.0传播文化的特征,以详细的流程探讨社会化媒体的基本传播策略,以可操作的步骤引导公益组织制定相应的策略。在此基础上,本书内容分成三大块。一为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做营销和品牌建构;二为如何利用网络工具做在线知识管理;三为如何使用网络工具实现具体目标。本书结尾以四个欧美“技术连接公益”案例展现“互联网+公益”的大趋势,并期待国内的创客运动增加公益元素,发挥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精神。

第一部分以收听2.0拉开社会化媒体传播的序幕,用各种Web2.0工具系统地了解自己、竞争对手、用户和本领域的新信息,在喧闹芜杂的互联网环境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奠定社会化媒体营销和品牌建构的基石,随后介绍了微信公众平台、新浪微博和公益地图的三类社会化媒体传播平台及其应用策略。

第二部分聚焦公益组织的内部管理,探讨如何借船出海,实现有效的知识管理。Tower在线办公、OneNote云笔记、百度云存储以及灵析联系人管理,均为在线管理工具的佼佼者,这些凝聚着“专注、极致”等互联网思维的平台,已给NGO2.0项目管理、各受训公益组织管理带来了便捷性和高效率。

第三部分着力网络工具在公益活动的具体目标的实现,涵盖了网络调研、搜索引擎优化、网站流量分析工具、数据可视化、众包与公益众筹等应用,这些理念和工具可为公益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富有个性、颇具魅力的服务。

本书的案例场景虽以公益组织为主体,但所陈述的理念和方法,适用于对互联网新媒体传播感兴趣的个人,也适用高校的新媒体传播课程。

本书得到了多位公益大咖的推荐,腾讯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倾情做序,坦言在腾讯基金会践行公益2.0战略的孤独探索过程中,偶然了解到NGO2.0团队在做着同样的尝试和努力,于是有了自然的认识、了解,并不断的交流、沟通和合作。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说,本书必将持续而有力的赋能赋权正在成长的中国公益组织。银杏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林红说,多年之后,本书将会成为一部宝贵的公益历史资料。

《互联网+公益:玩转公益新媒体》已经上市,为电子工业出版社“互联网+”丛书之一。

在当当、京东、亚马逊等平台搜索即可购买;

各大城市的线下书店也可以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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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益:玩转公益新媒体
本文转载自腾讯公益(原文链接 http://gongyi.qq.com/a/20160629/025395.htm)

现场观众提问

《慈善法》历经11年终于尘埃落定,对于新的《慈善法》,我们该如何解读?与慈善相关的各类单位和组织该如何应对?3月16日,凤凰公益特别举办一期公益沙龙,邀请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老师,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老师三位权威人士,对《慈善法》进行深入解读。

 

徐永光:万亿社会投资止于“民非”制度(安评集-20)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

“民非”制度改革符合国家利益、人民福祉,其最大的难点、也是最容易突破的一点是:愿不愿意挑开“民非”制度“假私济公”这层“窗户纸”。

今年春节,95岁老母在温州家中不慎手腕骨折,医院不愿收住,保姆不懂护理,只好由两位年过七旬的姐姐和哥哥嫂嫂日夜值班陪护。二姐终于累倒卧床。

母亲好不容易养活养大五个子女,老了老了,却不忍子女辛苦照顾自己,常常祈求上帝:“快带我去天堂吧!”兄弟姐妹聚在一起时,总讨论一个话题:我们再老了怎么办?赶紧找好老人院,需是有医疗、护理条件的,最好带临终关怀。指望下一代照顾我们终老可指不起。

可话又说回来,举目四望,上哪儿找这样的老人院?即使找到了,还不知能否付得起钱?

按照联合国“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达到人口总数的10%即为老龄化”的标准,中国已经“未富先老”。2011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为1.78亿,占人口比重为13.3%,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会翻一番,约达27%。被称为“老人国度”的日本,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为20.5%。中国正在向超级“老人国”迈进。

在中国,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发展非常滞后,市场供应呈严重稀缺局面。根据中国老龄委提供的数字:2012年,养老产业的市场需求约为1万亿元,而实际只能满足1000亿元。按照国际通用标准每100位老人需要5张养老院床位计算,全国共需养老床位800万张,而目前仅能供应266万张。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中国对养老床位的需求量更高。

建有近千间高品质老年公寓的上海“亲和源”,是注册于民政部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投资规模很大,管理服务水平也相当高。但其投资人对自己的尴尬处境不无困惑,曾对笔者说:“我们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非男非女’(民办非企业),投资来自私人,性质属于非营利⋯⋯”面对他的调侃,笔者不敢深谈,一深入,好多问题说不清。

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民非”机构面临“五不”政策困境:首先,投资人(法规称“投入人”)对该组织不享有任何财产权利;其次,不得分红;第三,不能向银行贷款;第四,不准设立分支机构;第五,许多机构不能获得免税优惠。

除了政府直接管理的公立养老机构,国家把民办养老机构划分为公益性和商业性两类。投资创办养老机构,并想获得国家对养老产业的优惠政策,须在民政部门申请“民非”注册,同时接受投资资产归社会所有、不能分红及资产不能用作抵押融资等法律规定的条件。你想办商业性养老机构,那就去工商注册,自然,国家扶持民办养老机构的一切优惠政策也与你无缘。

商业性养老项目难以平衡日益高企的商业地价成本和房地产税费,要么定位高端、高收费,要么重套现快的“养老地产”,轻专业配套的养老服务,以规避投资风险;而开发同样品质的产品,公益性养老机构却可得到政府政策性供地和其他优惠政策,成本大大降低。一些投资者在权衡成本之后选择了“民非”模式,但“民非”模式又意味着要放弃财产所有权,让更多的投资者望而止步。

尴尬的“民非”投资人

处境尴尬的不只是养老产业。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民非”20.4万个,其中教育类占51%,社会服务类占16%,卫生类占11%。教育类“民非”的主体是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卫生类“民非”的主体是民办医院和诊所;社会服务类“民非”中有大量民办养老机构。这三大类“民非”的数量约占全部“民非”的70%以上,投资总量占90%以上。投资主体是私人资本,而非公益慈善捐赠。

中国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事业亟待发展,光靠政府投入,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1998年出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积极意义在于,国家把过去完全由自己控制和管理的一部分公共服务领域让出来,设计了一个公私、社企模糊的空间来吸引社会投资。如果没有这种设计,这些领域连现在的投资规模都不会拥有。

问题是,中国慈善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并没那么多慈善捐款来办公益事业,恰恰是商业资本接驳“民非”制度进入公益领域,才有了中国“民非”今天的发展局面。这些投资人中不乏心怀社会理想者,但他们并非出于捐赠动机,而是进行着一项投资选择。全国有上万家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医院和诊所,而李亚鹏、王菲夫妇创办的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据称是建国以来第一家儿童慈善医院。

当你到一家口腔诊所花1000元镶了一颗牙时,你有没有感觉到是在接受一家非营利组织的服务?事实上,这家诊所的登记证书写的是非营利社会组织。在全国10万家教育类“民非”中,用捐款设立的纯粹非营利性机构更是凤毛麟角。

笔者无意否定私人投资的“民非”在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事业发展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基于对这种贡献的肯定,当发现“民非”制度存在的私人资产与社会资产、营利与非营利、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含混不清,以及这种制度漏洞对公益原则、市场规则、私人财产权益和政府管理造成的巨大不确定性和隐患时,如芒在背,故一再呼吁:改革“民非”制度,解放社会投资。

“假私济公”埋下“四宗罪”

“民非”制度的现状和影响,可用四句话概括之:

一曰“关门打狗”。对于私人投资于“民非”的财产要被“充公”,不少投资人并不知情,等明白过来为时已晚。北京某上市公司就申办了一家“民非”,到股东要求分红时,才知所投资产已经不归公司所有,分红则属违法,股东闹着要撤资。温州市民政局局长李爱燕也对“民非”制度“假私济公”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三类‘民非’(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如果出资方不是以捐赠的意愿来做,实际上是一种投资行为,谁投资归谁所有,这很正常。一个项目投下去就是十几个亿的并不少见,这样大规模的项目,全让国家去做也做不到,寄望于民间资本通过捐赠来做也不现实。完全不求回报,那太理想化了。”可见,“关门打狗”并非良策。

二曰“逼良为娼”。说私人拿钱投资“民非”不求回报,谁也不会相信。关门被打的“狗”转眼就可能变成“狼”。财产姓“公”了,但控制权还在私人手里,一定会想办法把投资挣回去。除非人性改变了,上述逻辑一定成立。“假私济公”的制度设计,制造了一种经不住推敲的“社会所有的公益组织”虚幻景象,并对“民非”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构成了直接威胁。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周老顺在上世纪80年代个人出资办企业分了红,就因为企业戴了集体的“红帽子”,被以贪污罪判刑。联想到“民非”制度的法律红线和现实状态,令人不寒而栗。

三曰“抑制投资”。满足老龄化社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主要不是靠政府直接投资,而是靠公共政策撬动社会投资,惠及亿万民众。数据显示,未来几年,我国养老服务市场需求在3万亿元以上,养老服务就业岗位需求超过千万,但目前的服务量和就业人口都只是一个零头。这其实是养老产业政策导向造成的:要想得到政策扶持,就只能注册为“民非”,戴上公益“红帽子”,并拱手献出私人财产;选择市场模式,公共政策将不光不顾(不给阳光,勿论照顾)。这样的制度安排,不仅阻滞了万亿社会投资和商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对于需要公共政策阳光普照的老人群体及其家庭也未必公平。

四曰“寻租天堂”。如果上述第一、第二条成立,就不难产生一个疑问:这么多私人投资、有盈利需求的“民非”是如何顺利通过相关政府部门年检的?据一些“民非”朋友讲,“打点关系是免不了的”。在“民非”公私含混的生态系统中,那些真正的非营利组织反而非常难“混”,因为他们需要捐赠支持,不可能拿捐款去请客送礼。除了暗的,还有明的。如上海市非学历教育类“民非”若要通过教委的年检,就需把营业收入的10%押到教委指定的账户,名目为“保证金”,以防这些机构收费后“携款潜逃”。按此办理,上海市这类“民非”中凡坚持非营利公益服务的八成得关门,能存活下来的只剩那些暴利机构了。假设政府要求个体工商户把营业额的10%当“保证金”押到管理部门,个体工商户肯定要造反,而上海的教育类“民非”没有一个敢吭气,个中奥秘值得探究。

“民非”改革与社会企业潮流

“民非”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终结“假私济公”。

历来敢为人先的温州市最近推出了“公益新政”:确认登记为“民非”的学校、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出资财产属于出资人所有;投入满5年后,在保证不撤资、不影响法人财产稳定的前提下,出资人产(股)权份额经单位决策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可以转让、继承、赠与;在扣除举办成本、预留单位发展基金以及提取其他有关费用后,尚有结余的,允许出资人取得一定的合理回报。

有舆论质疑温州的新政策“违法”,可回顾中国的改革历程,哪一项改革不是突破既有法律法规框框的制度创新呢?李克强总理在十八大后指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坚持政事分开、管办分开、事业和产业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是否可以解读为“民非”制度改革的方向?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亲临温州,表扬温州“公益新政”的系列文件“是全国最先进、最完善、最有意义的一套文件”。是否可以解读为给“民非”制度改革的破冰之举撑腰?

对私人投资“民非”的资产进行确权,涉及到复杂的产权评估认定,包括政府政策性供地溢价部分的分割、社会捐赠资产的权益核定等。确权后,国家和社会捐赠的投入,应让利与民,不求回报;私人投资的部分,应确认其享有一切财产权益。“民非”有了真正的“法人”财产权地位,一切行为均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可遵循和规制。比如,“民非”财产属社会所有的规定,使其失去了向银行融资的权利,一些民办学校和养老机构图谋发展需要融资,只能靠借民间高利贷,做大做强几无可能。

“有恒产者有恒心”。投资确权能让占全国20多万家“民非”总数70%以上、投资总量占90%以上的私人投资的“民非”走出混沌,拨开雾霾,找到发展方向,看到光明和未来,让他们堂堂正正地甩开膀子大干。

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的社会企业运动,已经成为世界公益创新的潮流。英国现有6.8万家社会企业,占英国所有企业数目的5%,创造了100万个就业岗位,2011年为英国经济贡献了240亿英镑的GDP。

社会企业在中国早有实践,残疾人福利企业和小额贷款扶贫企业,就属典型的社会企业。绝大多数民办养老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类“民非”,以及一部分社会服务、商务服务、科技服务、文化、体育类“民非”,也具备社会企业的基本特征。这类“民非”与社会企业的最重要吻合点是:资金来自投资而非捐赠;可持续发展依靠服务收费或产品销售,而不是消耗捐赠资源。与非营利组织相比,社会企业不仅有社会目标,还有明晰的产权结构和财务收益目标。

如果按照社会企业的思路来进行“民非”体制改革,中国便可望跻身世界社会企业大国行列。一旦鼓励社会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政策出台,预期能撬动数以十万亿计的社会投资(国外称为社会影响力投资Social Impact Investment)进入社会需要、国家鼓励的养老、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服务、文化、体育、残疾人、儿童、妇女、社区服务、扶贫开发、公平贸易、环境保护、有机农业等产业,满足社会多层次需求,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拉动内需,扩大就业。这项改革对于中国未来10年、20年经济发展的贡献,就留待经济学家们来研究吧。

改革“民非”制度,解放社会投资,将助推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兴起,让中国走到世界公益创新潮流的前沿。

“民非”制度改革可以与政府简政放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和事业单位改革相呼应,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三个部门的良性互动与有效合作,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诚如此,实现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建立“惠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则前景可期。

无需赘述,“民非”制度改革符合国家利益,人民福祉,其最大的难点、也是最容易突破的一点是:愿不愿意挑开“民非”制度“假私济公”这层“窗户纸”?

徐永光:公益行业真正贪腐的实例能有多少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四期正益论沙龙《公益为何成了“公疑”?》于5月26日举行。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李亚鹏、崔永元、壹基金的相关质疑事件比比皆是,中国公益事业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期沙龙邀请徐永光、金锦萍、邓飞、杨团、王振耀、邓国胜、游昌乔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全文刊发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发言实录,以飨读者。

徐永光:质疑无论对错该有结果 给公众以交代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四期正益论沙龙《公益为何成了“公疑”?》于5月26日举行。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李亚鹏、崔永元、壹基金的相关质疑事件比比皆是,中国公益事业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期沙龙邀请徐永光、金锦萍、邓飞、杨团、王振耀、邓国胜、游昌乔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全文刊发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发言实录,以飨读者。

 

把做公益慈善受质疑看成常态,做好心理准备

应该把做公益慈善受质疑看成常态,进入这个行业要做好思想准备。我这个思想准备比较早,1992年去香港拜望南怀瑾老师,他当时给了我四个字:谤随名高。但是质疑不等于就是诽谤。诽谤完全是出于一种恶意,作为诽谤者要承担法律责任。

1994年香港壹周刊诽谤希望工程七千万元捐款失踪,就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官司打了六年,开庭审理15天,接受法官的盘问在证人席上坐了八个小时,一天半,接受一百个问题的盘问,这么厚的一个卷宗,基本上100%全部给出令法官很满意的答案。当然判香港壹周刊败诉,这是一个案例。最后主审判决书上讲,面对黄大律师的询问,原诉方证人的证词完全可靠并可信,做了这样一个判词,实际上代价也是很大的。

现在我觉得对于公益机构或者是公益人的质疑,可能会在这么几个层面上:第一有没有违法,第二有没有违规,第三有没有突破了道德底线,第四一些行为在观念上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可以争论,有的质疑也很厉害。

我说最后一个问题,比如说质疑这个公益机构怎么还要10%的管理费,这不叫雁过拔毛吗?我们的捐款怎么不能够都用在受助人的身上呢?对这种质疑我用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项目,捐款人到邮局捐一百块钱人民币,这个包裹是邮局邮寄,还有采购,中间很多环节管理大约将近20%的管理费消耗掉,这是钢性。这个包裹到了孩子手里,一个书包里面有很多文具,那么到了农村孩子手里的这个包裹在当地市场上的价格,零售价需要180块钱,也就是说这个包裹,100块钱的捐款整个流程当中消耗掉了20%作业,但是孩子们拿到的包裹价值是180块钱。这个反映什么?一个专业感觉的效率。它大大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的效率。

大家在想希望工程捐300块钱,让一个孩子完成小学学业,甚至是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这个你说投入值不值得?效率非常高。有人说我自己去,你自己到农村找孩子,你自己去,孩子向你报告学习成绩,你还要了解他的学习情况。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学二年级到小学毕业,3000块钱我估计是拿不下的。现在说了一个最要紧的问题,就是对一些观念的争论,也是让大家会越来越看得清楚。

前面讲了还有法律问题,还有违规的问题,还有对于道德方面的这些质疑,我感觉对这一类的质疑应该给公众最后有一个交代。我觉得目前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有些质疑是错的,最后没有让大家得到一个结论,这个质疑是不对的。有些质疑是对的,但是最后又没有让人家觉得这个机构是有问题的,也没有交代。这样的话就变成的良莠不分,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现在搞得大家思想很混乱。所以,我们讨论希望能够找出一些方法,找出一些路径来。因为不可能不能质疑,质疑是常态的,永远都会有,有了质疑以后怎么办。


为什么质疑多?我们需要反思行业存在的毛病

现在公众对整个社会有很多质疑、不信任,甚至说我们的整个信任体系崩溃了,是因为政府官员有很多腐败,商业上有很多不道德的行为给消费者造成了很多的伤害。

对公益慈善这个行业来讲,也是人们觉得最后一块净土,会对你有很高的期望,甚至于会苛求。做公益就得要喝西北风去做,不需要工资,这个都不现实。这样行业会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它也需要吸引专业的人才,没有专业人才,没有专业化这个行业也是不可能发展的。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公益行业、公益机构、公益人面对这么多问题,我一直是强调一个观点,你必须要坚守的就是道德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实际上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说你是不是违法了,“壹基金”的钱第二年并没有支出70%,就是违法?按照法规规定第二年应该支出第一年的70%,问题是这个法规定的标准合不合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讨论。道德这个底线谁要突破实际上挂羊头卖狗肉真的是亵渎你做的这个事情,伤害公众的感情。

为什么现在的质疑那么多?需要反思行业存在什么毛病,我们有毛病。这里面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公益慈善30多年的发展,其实一开始有很强的政府背景,这个不奇怪。过去都是政府一家说了算,后来慢慢开放空间,建立了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慈善会,公众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公益慈善逐步由官走向民,走向民间化,回归民间。

但是我们在一段时间里面是往后退的,退到什么程度?以权谋捐,慈善风暴都在搞。这个慈善风暴就是政府用权力,要把慈善的资源拿到自己的手里。有一个县竟然摊派一百亿的资金,那是煤老板、老师、学生都要受到摊派。我写了一篇文章,针对这件事叫“以权谋捐可以休已”,我文章批得蛮厉害,有这样的话:以权谋捐从本质上来讲是公权力对于私人财产全的侵犯,它的过程是绑架民意伤害爱心,它的结果是要让慈善国有化,掏空社会搞死慈善”。我后面还有话:“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但是在慈善这个领域政府是不愿意进笼子,它甚至把整个社会要进它的笼子。慈善资源可以随便拿。”

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政府揽权无度,把慈善当成自己的肥肉来吃。这个事情是我这些人发表观点一直在讲的,这种慈善乱相都是官民不分慈善体系惹的祸。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政社分离,要建立依法自治的社会管理体制。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出现什么?有一些有政府背景的机构,真的出了问题,事实上是有了,去执行的时候最后得不到一个结论。

这样让大家对慈善机构的公信力的认可度,继续降低。所以我觉得,是有质疑对的地方,我们应该告诉大家质疑是对的,这个机构是应该要改变的,甚至它如果是违法违纪或者是突破了道德底线,该处罚是要处罚的。但是如果质疑的不对,也应该有让它说话的机会,或者政府也要出来,要对一些受到无端质疑的机构,政府也应该出来说话。

 

做公益没有道德优越感,应该有道德忧患

关于做公益的人道德优越感的问题。拿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做25年这个行业,我们没有这种道德优越感的包袱,但是我一直有一种道德忧郁感,道德忧患。

就是说既然你在做这个行业,公众对你要求很高,我们一定要做高,不要亵渎爱心。当时我跟工作人员讲,我说我们这个捐款过程,如果是道德上面出问题,捐款人每人一个唾沫星子都会把我们淹死。所以我一直讲做希望工程也好,做公益,尤其是做公募的机构来讲真的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纲丝。真是很不容易,要么你上天堂,要么你下地狱。

我觉得公益人用一种道德优越感来做事情不会做得很好,关于这一点,我特别欣赏牛根生对公益的投入以及他内心的表达,而且觉得他是真正讲出了做慈善的真谛。牛根生说,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这些受我帮助的人,因为有他们让我成了慈善家,我得感谢他们,他们成就了我这个慈善家,是这样的一种心理。他没有说我是多么高尚我在帮助你。

有一些做公益的人,觉得我有道德优势,我既然有这样一个道德优势,我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不用挑剔,我给受助对象提供一些产品服务,免费给你们的,你们就不要挑什么,不要说三道四了。我有过很多这样的经验,我们给受助的群体挑项目,以前我们做“新公民计划,支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挑项目,最后挑来挑去第一名是企业的,第二名是企业的,企业效率非常高,投入产出非常高,最后我们购买企业的项目。


NGO的项目就不如企业的项目那么漂亮,为什么呢?因为企业没有道德绑架,只是市场说话,给市场提供好的产品,有人购买。NGO往往有道德优越感,是白给了你就别挑了,不重视收益者的权利。我最近有一篇关于“公益市场化”的文章,就是受益者是公益的消费者,但是他是没有权利的消费者。我们作为资助者应该尊重他们,你不能成为一个强势的生产者,这是一个道德优越感带来的负面的东西,容易影响公益组织的效率。

这里面还涉及到慈善伦理的问题。做慈善对受助人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是不道德的。有人跟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王永庆的儿子到农村去捐助一所学校,学校建成他参加最后落成的典礼,他观察这个学校还缺一些东西,仪式完了以后就把他的工作人员叫到边上,他说“你们要非常小心的问学校,还缺什么,我感觉他们还缺一点,但是你们问的时候一定不要伤害他们的感情,好像我们又来施舍什么东西。”他就觉得给你东西这句话说不好就觉得自己的道德受到责备。但是在我们国内好像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