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益:玩转公益新媒体

互联网+公益

NGO2.0,一个在公益行业辨识度很高的品牌,近日出版了一本教科书——《互联网+公益:玩转公益新媒体》。从2009年至2016年,NGO2.0通过线下的新媒体工作坊,培训了全国近700家公益组织,教导这些组织如何用社会化媒体做传播和项目,用互联网工具进行管理和协作。

七年700家,算是不小的成绩,很多参与组织利用所学知识,有效的提升自身的互联网素养和能力。例如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负责人马俊河,充分利用了参加NGO2.0新媒体工作坊所学知识,带领当地人民走上了电商之路,致力于生态治沙,自己也成为“银杏伙伴”。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的王名教授曾说过,互联网就是最大的公益。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曾预言,互联网对中国公益传统模式的颠覆将超越我们的想象。“互联网+”碰上“公益”,会催生何样的公益实践?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解答。

在七年中,NGO2.0在“互联网+公益”的领域积淀了各种收获,一方面,秉承学术上的开阔视野和创新能力,不断跟踪和研究欧美公益组织利用新媒体新技术的趋势,并总结提炼成典型案例。另一方面,结合公益圈的热情专注和批判精神,通过Web2.0新媒体工作坊等线下培训等形式,为中国公益组织提供有效使用社会化媒体的能力建设。而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结晶。

本书内容基于NGO2.0过去七年来在全国培训近700家公益组织所开发的教材和经验,提供一套全面系统性的Web2.0的课程,推广“互联网+公益”的理念和实践,并搜集了大量国际知名的 “互联网+公益” 的案例。

开篇以生动的案例诠释Web2.0传播文化的特征,以详细的流程探讨社会化媒体的基本传播策略,以可操作的步骤引导公益组织制定相应的策略。在此基础上,本书内容分成三大块。一为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做营销和品牌建构;二为如何利用网络工具做在线知识管理;三为如何使用网络工具实现具体目标。本书结尾以四个欧美“技术连接公益”案例展现“互联网+公益”的大趋势,并期待国内的创客运动增加公益元素,发挥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精神。

第一部分以收听2.0拉开社会化媒体传播的序幕,用各种Web2.0工具系统地了解自己、竞争对手、用户和本领域的新信息,在喧闹芜杂的互联网环境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奠定社会化媒体营销和品牌建构的基石,随后介绍了微信公众平台、新浪微博和公益地图的三类社会化媒体传播平台及其应用策略。

第二部分聚焦公益组织的内部管理,探讨如何借船出海,实现有效的知识管理。Tower在线办公、OneNote云笔记、百度云存储以及灵析联系人管理,均为在线管理工具的佼佼者,这些凝聚着“专注、极致”等互联网思维的平台,已给NGO2.0项目管理、各受训公益组织管理带来了便捷性和高效率。

第三部分着力网络工具在公益活动的具体目标的实现,涵盖了网络调研、搜索引擎优化、网站流量分析工具、数据可视化、众包与公益众筹等应用,这些理念和工具可为公益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富有个性、颇具魅力的服务。

本书的案例场景虽以公益组织为主体,但所陈述的理念和方法,适用于对互联网新媒体传播感兴趣的个人,也适用高校的新媒体传播课程。

本书得到了多位公益大咖的推荐,腾讯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倾情做序,坦言在腾讯基金会践行公益2.0战略的孤独探索过程中,偶然了解到NGO2.0团队在做着同样的尝试和努力,于是有了自然的认识、了解,并不断的交流、沟通和合作。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说,本书必将持续而有力的赋能赋权正在成长的中国公益组织。银杏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林红说,多年之后,本书将会成为一部宝贵的公益历史资料。

《互联网+公益:玩转公益新媒体》已经上市,为电子工业出版社“互联网+”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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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益:玩转公益新媒体
本文转载自腾讯公益(原文链接 http://gongyi.qq.com/a/20160629/025395.htm)

徐永光:公益行业真正贪腐的实例能有多少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四期正益论沙龙《公益为何成了“公疑”?》于5月26日举行。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李亚鹏、崔永元、壹基金的相关质疑事件比比皆是,中国公益事业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期沙龙邀请徐永光、金锦萍、邓飞、杨团、王振耀、邓国胜、游昌乔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全文刊发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发言实录,以飨读者。

邓飞: 媒体对于一件事的描述不是真理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四期正益论沙龙《公益为何成了“公疑”?》于5月26日举行。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李亚鹏、崔永元、壹基金的相关质疑事件比比皆是,中国公益事业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期沙龙邀请徐永光、金锦萍、邓飞、杨团、王振耀、邓国胜、游昌乔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全文刊发邓飞发言实录,以飨读者。

杨团:壹基金符合民间公益宗旨 一年花完善款是政府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四期正益论沙龙《公益为何成了“公疑”?》于5月26日举行。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李亚鹏、崔永元、壹基金的相关质疑事件比比皆是,中国公益事业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期沙龙邀请徐永光、金锦萍、邓飞、杨团、王振耀、邓国胜、游昌乔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全文刊发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杨团发言实录,以飨读者。

 

 

公民公益的时代公民慈善教育非常重要

走到今天,中国公益确实进入了一个公民公益的时代,特别是城市的普通老百姓关注公益的人越来越多了,用各种方式以自己的一己之私利来参与公益的人越来越多。

在这样一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而且是我们以前忽视的问题是公民教育问题。

也就说当老百姓参与公益的时候,到底公益慈善是什么,他是民间还是政府的,是我们叫做私利,私人的私的,还是说是公利,是公共利益,这样的一些基本问题我觉得是需要向公众进行教育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公众明白公益是姓民,不姓官。他就要用这样一个思想来衡量现在公益界所做的各种事情。

也就是说公众在监督过程当中,由于他有一些问题他是不够明白的,所以他在监督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些随风倒的现象。对某一种力量,某一个声音先站起来登高一呼,似乎他就占据了一个主动权,其他的人就从众效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尤其要特别明确的是要对公众进行普及教育。

那这个普及教育除了刚才我讲慈善公益是姓民不姓官,慈善公益是一种私利,私人的私,私利的公益,还有很重要的是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组织他所做的公益慈善是姓民不姓官的,到底怎么做才是慈善是有效果的和有效率的。

壹基金符合民间公益宗旨一年把善款花完的是政府

比如说就拿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壹基金的事情来说,我就觉得这里头是有很多需要向公众讲清楚的公民教育方面的问题,也就说壹基金他在一年之内他花掉了筹款的19%,似乎这个比例是比较低的,所以引起质疑。但是实际上他为什么花的比例比较低呢?

恰恰是他非常认真的按照姓民不姓官这样一条原则去处理他的筹款。也就说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一年之内就能够把钱基本上都花完了是谁呢?是政府,以及和政府很靠近的这种组织,因为他可以一掷千金,可以花几百万盖几栋房子捐款就出去了。

但是壹基金很认真的把他的捐款设计成项目,而且发动当地的NGO组织来共同去做。也就说他之所以这个捐款花的没有那么高,正是他非常注重公民的这样一种慈善。

当然在四川也好,在全国也好,我们的公民慈善还没有很好的组织化,我们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阶段让自己能够更好的遵循这个公民慈善的要求,把这个钱花好,花到位,花出效果、花出效率。

此外还有一点是一个基本常识,也需要向公民说清楚的:不管是日本还是台湾,他们的救灾灾后捐款都差不多花十年的功夫才把这些捐款花完,而且在花这个捐款的过程当中是以民间为主力来做的。包括921的那次捐款,成立了921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他是给公益组织,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陶米村,收到了非常大的一笔地震捐款,最后成为他的公共资产。

还有就是他也会给很多社区,但是他们的社区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社区的头不是政府发工资的。他们会跟这些社区的负责人一起来讨论,来用什么方式,怎么把这笔捐款花的到位。

我们现在的NGO,这些公益组织在做公益慈善的时候,社会环境不那么好,我们的公益组织是不多的,有经验、有能力的公益组织更是少的。我们一些社区包括从乡村到城市的居委会,村委会,以及街道,以及乡镇,行政性很强,很希望你把钱给我,然后一下子我就都给你花了,但是这个并不符合我们民间公益、私利公益的宗旨。

所以像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要本着民间公益的基本原则,向公众说清楚这个监督当中怎么样才叫贯彻了基本原则,什么是对的,什么可能是在过程当中,行进当中必然要发生的这种现象。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杨鹏自己也做了一个检查,就是他对公众的反映。他反映比较慢,他的解释不够充分,也没有站在公众的角度和公众来做一种平和的交流,这样引起别人对他的发言和回应不满,这样的一些问题不是主要的问题,但是应该被纠正的。

公益应打破和公众的隔阂从公众的角度思考

现在中国的公益慈善已经成了一届,成了一届就是说它有团队,而且团队里头也有一些非常紧密的团结联合在一起的人,而且也有他的喉舌了,也有各种各样的书籍和媒体人,但是他缺什么?

这个圈子目前来讲跟广大公众之间是有隔阂的,这样的一些危机或者公众的质疑都说明,你们这是精英圈子,你跟广大公众如果有隔阂,公众不了解,不认识他就会产生这种反感情绪,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公益圈要特别注重就是公众站在一起,从公众的角度去思想他有哪些问题想不清楚,他有什么问题,思想上是有结的,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做好公众的公民公益教育,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都能够形成是一个大圈子,小圈子永远有,但是这个小圈子不要搞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样的话中国的公益事业就会遇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阻力。

王振耀:质疑要有法律边界 不可越过底线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四期正益论沙龙《公益为何成了“公疑”?》于5月26日举行。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李亚鹏、崔永元、壹基金的相关质疑事件比比皆是,中国公益事业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期沙龙邀请徐永光、金锦萍、邓飞、杨团、王振耀、邓国胜、游昌乔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全文刊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发言实录,以飨读者。

 

“出头的椽子先烂” 制约公益发展

第一我首先要说的是质疑声音多了,绝对不是失去民心,你看捐赠的款项还是不断的在增长,我们现在整个公益事业的发展特别到2013年又一个高潮来了,首先这是我要澄清的。

第二个我要特别说的的是,面对一些质疑,其实仅仅是一小部分的传播,大家会有一点相信,大部分是不太相信的,比如讲有的组织在质疑高潮中反而得到每天的捐款的翻倍。

我们国家有一个社会传统:出头的椽子先烂,我们这几千年来,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总是原地踏步时间太长?学术上说叫停止状态,其实我们这个民族有很多优秀的理念,但是带有一个很不好的机制,就是谁出头我们就要质疑他,我们就用极高的道德标准质疑那些走在我们前边一点点的人,让他退回来和我们一样。

这个心态我觉得到现在这一套机制已经行不通了,已经遇到危机。目前是一个过渡期,我们这个民族要转型需要一段时间,要学习要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在公益慈善方面也需要一段时间,有一些质疑可能会促进我们公益事业,包括我们民族的整个思维方式会更好的转型。

降低准入机制门槛增进行业自我淘汰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特别需要的,第一个方面一定是要放开,我觉得永光很多年前就呼吁,就说民间组织一定要民营化,要放开准入机制,你不能把准入机制就是搁的很高,最后只有有政府背景的这样一些组织和人来建立机构,那样是没办法退出的,所以没有办法来做像西方那样可能有行业的自我淘汰。

你怎么淘汰呢?准入机制门槛很高,然后只要进去就可以,安安稳稳的过,那是一定没有退出机制的,所以我觉得第一关应该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准入机制。

比如讲我们应该从商业公司来经过这20多年的整个摸索,应该学到一些经验,开始也是20多年前我们做商业公司的时候也是要主管大位,注册一个公司不然我们就会骂他是皮包公司,其实现在看来这公司注册多容易,那国外注册基金会或者注册民间组织就跟注册公司差不太多,而且一定要这样一套理念,当然管理标准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这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进入机制,不要进入机制太繁琐,太麻烦,让大家就会感到行善还不如不行善,那样就不太好。

行业支撑系统的建立比加强监管更有利于行业发展

第二个方面公益行业应该有一个支撑系统,我是不太特别强调监管,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就简单化的时候监管机制会说的很弱,好像似乎认为只要一件事情一监管所有的事情就不会有问题了,其实不是,到一个复杂社会,特别是到一个民间组织,特别是公益组织起来之后,这个社会是相当复杂,它需要有行业的支撑系统,支撑系统包括教育、培训,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服务,包括财会的服务,包括咨询服务,包括建立各种各样的行业联盟,同时评价机制,你只要看看发达国家,他这个系统是非常强大的,就是一个公益组织的支撑系统,我觉得你只有建立机制的支撑系统,不仅仅是靠一个太简单化的监管机制,那样这个公益组织才会有淘汰,才会有比较稳妥,甚至快速的发展,他才会比较健康。

行业保护机制其实首先应该有各种各样的行业联盟,行业的标准我觉得现在特别是最近几年,之所以在质疑之后很多公益组织恰恰还能够发展,为什么?最近有人做了个调查,居然支持型的组织最近几年达到了300多个,就不是过去一、两家做支持,不是过去讲NBI,有很多很小,或者说只是凤毛麟角的一个支持机构,所以民间组织、公益组织这几年能够经得起质疑,恰恰是因为像永光,以永光为代表,像锦萍,还有很多我们业界的,包括师曾志教授都在,很多人很多人都在,这个从不同的角度搭建一个支撑的平台。

一个组织很难面对质疑,并且自己说自己好是很难的。而恰恰是现在这个支撑系统正在建立,我觉得同时应该建立各种各样的行业联络,甚至包括律师联盟,就公益律师也应该起来,就让大家知道法律,各种专业的这样的咨询机制也应该建立。那大家一问,比如说像救灾款,你只要有一些救灾方面的专业人员,大家一谈救灾捐赠是什么,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一套管理,那大家就很快就会明白了。所以我觉得面对质疑,公益组织应该更快的成长,这不仅仅是数量的成长,而且是一个机制体制性的成长,这个非常重要。

质疑要有边界不可越过底线

我认为公益行业特别是最近两年,实际到了一个大关口时代,因为养老服务业,儿童的这种照料服务,整个其实国家用了一个社会体制改革来形容当前的社会领域的改革,并且国家下决心,我们中国的政治精英要求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其实把社会已经抬到了多高的地步,像我这样的人过去是从来没想过有这样的提法,说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实行政社分开,这个过去你不敢想象,所以大家一说社会稍微偏一点就说这什么啊,会提出很多质疑对民间组织,但现在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全新的结构,因为我们有内在的需求我们有内在的,特别是社会服务的需求,有强大的这种老龄化的需求,是不是好。和儿童残疾人的服务,有各类各样的社会问题,用传统的管理方法,阶级斗争的方法都解决不了,所以我们的公益事业到了一个蓬蓬勃勃非常快速发展的阶段。

所以政府才会有大量的购买服务这样一些事情,你看中央财政拿出两个亿,那地方财政也在不断的投入,像去年投入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当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在全世界的公益组织发展的转型过程中,到了这个阶段都会有一个井喷,这个井喷是个非常健康的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最重要的我认为公益事业的发展是解决一个专业化的问题,就要让全社会包括我们公益组织本身,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职业。我认为在这方面永光(音)算过一个非常大的帐,给我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题目,他说公益慈善事业创造的GDP,现在算小了。

他要求我们专家学者能不能行动起来,算一算不会那么小。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算一算,其实这个公益事业他将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包括参与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创新,包括建设社会企业解决各类社会问题,我觉得都会给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提供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但是这是一种良性的和平的健康的这样一种提升性的转型,我觉得公益慈善事业在当前这个阶段,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面对质疑,我们公益界需要学习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大关,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做好事大家都会自然的理解。

我们几千年来的社会,好人善人往往会被人欺,最终的结果慈善的力量是相当弱,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格局在现代慈善条件下,是不应该持续的。

全世界的慈善其实都是一个相当发达相当有力量的一个行业,在全世界,慈善的力量是非常强的,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改变传统的反应模式,慈善界也要开始一种全新的一种思维方式。

是不是面对质疑我们一定要善于从其他组织,包括从政府组织哪里学习做公共关系,学会解释,甚至说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们自己。

我问过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包括欧美国家,他们都曾经面临过不少的慈善质疑,但是他们的反应模式是非常值得我们的借鉴的。

他们的反应模式往往是既要做出专业解释,同时也要拿起法律武器,我觉得我们在法治时代应该善于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我们自己。

我觉得质疑,我们研究院的研究课题已经发现了,一定有法律的边界。就是我们不能再制造出新的法律标准,如果我们越过了法律底线,今天就可以在这个层面上越过,明天别人就会从其他层面再越过法律边界,侵犯我们的当事人。

如果我们都去越过法律边界,我们这个国家一定会陷入大的动荡。所以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法律还要结合专业的底线,我们一定要一些专业的知识,还要注意保护隐私。

在全世界我们都知道,一个法制的社会是特别尊重隐私的,一个法制的社会一定要善于让公民特别是让慈善家,做的很多项目比较优雅。

比较让大家用非常通俗的话,是觉得很体谅很舒服,他做了善事,绝不是再无端的问那,那你既然做了善事你背后有什么。你小时候和谁打过架?你和谁吵过架,你家里边或者再问他无端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实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这样问来问去,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社会会陷入到一种什么状态。那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参与的,犯的对一个民族对人类社会都是极大错误的。

当时问来问去,我们筑下了多大的错误,甚至有的已经是犯罪,想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我们做了多少荒唐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出发动机好像很好,当时就是要保证我们共产主义江山千秋万代不变颜色,我们去揭发国家领导人,去怀疑他们,去揭露他们的隐私,最后对着教师对着所有的人,最后甚至陷入到武斗。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注意,为了防止这些其实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注意开始建立民主与法制,我觉得现在更是要发展法制,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想一想,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要再重演。特别首先在慈善界,我们所有的慈善这个事业的参与者,不管从哪个角度,我们都应该用现代慈善的这样一种理念,来保护我们自己同时也来促进整个慈善事业更快更健康的发展。

邓国胜:公益行业进入机制门槛高 退出机制形同虚设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四期正益论沙龙《公益为何成了“公疑”?》于5月26日举行。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李亚鹏、崔永元、壹基金的相关质疑事件比比皆是,中国公益事业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期沙龙邀请徐永光、金锦萍、邓飞、杨团、王振耀、邓国胜、游昌乔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全文刊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发言实录,以飨读者。


官办慈善机构透明度不高老百姓信任度必然低

从捐款的数据还是可以表明公众对于公益慈善的信心,这些年还是在开始有所回升。社科院杨团老师发布了2013年度的慈善蓝皮书,根据这个慈善蓝皮书,2013年的筹款比2012年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还是可以看出公众的信心正在开始,在受郭美美事件影响之后,有一段时间,2011年开始下降,到2013年已经开始出现了大幅度的回升了。

当然公众对行业缺乏信心的现象,肯定也仍然存在,这个主要原因还是我们一些公益慈善机构,原来官办的色彩太重了,很多透明度不高,他不是靠公信力来获得社会的捐赠,而是靠一些行政的手段来获得捐赠,再加上透明度不高,所以老百姓对他们的这种信任度肯定相对来说比较低。

公益行业进入机制门槛太高,退出机制形同虚设

理想的状态是公益行业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进入退出的机制,有一个优胜劣汰市场选择的机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但目前我们国家由于我们登记注册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实现的是一种双方管理体制,这个体制目前还没有被突破。

虽然有些地方已经说可以实行直接登记,但由于操作层面的原因,实际上这个门槛还是很高,他很难自由的进度。

而且往往一些官办的组织能够登记注册,而一些民间的草根性这种组织很难获得合法的身份。所以进入机制门槛太高,他不能够自由通过市场的机制进入。

另外一个,退出机制表面上有,民政部门每年会进行年检,达不到年检要求的也要强制退出,但这种现象非常少发生,因为大多数都是官办的。他如果不合格的话,这个机构负责人的级别比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级别要高得多了,所以他这个退出其实是一件蛮难的事情。

理想的状态就是一些慈善草根的民间公益机构,他如果没有公信度,他获得不了捐赠,他就自然而然的慢慢退出。所以我们希望未来的这种方向性,就是公益慈善机构能够也是引入优胜劣汰的机制。

这使我想起在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一个情况。当然也是有个别的慈善组织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去进行募捐,然后也是中饱私囊,被媒体揭露以后引起了行业公信度的挑战。

后来为了应对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好的非利组织的负责人,以及行业的一些专家学者共同联合发起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评估机构,通过独立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来发布客观公正的信息,来引导捐赠的方向,来帮助重新行业的信心。

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可能也是急需有一些独立的第三方的评估机构,通过这样独立的一些第三方机构来对这些公益慈善机构进行客观公正的独立性的评估,由此来帮助恢复这个行业的信心。因为单靠单个的公益慈善机构,第一是成本很高,第二确实也难通过单个的机构,能够帮助这个行业去恢复信心。

政社分开、慈善立法迫在眉睫

这个行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跟过去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跟国外比,我们的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还是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水平还是处于比较低。尽管这些年确实跟以前比,捐款数量,自愿参与的这种数量确实有很大幅度的提升。

这些年我们每年的捐赠款项都已经占到了1000亿人民币的水平,但是跟国外比,我们占GDP的比重跟美国比还差十几倍呢。应该说跟过去比我们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总体水平还不是很高,这个行业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我觉得还是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的政社要分开,政府和慈善组织边界要理得比较清晰,到底政府的角色是什么,慈善组织的角色是什么,政府应该让慈善组织回到他民间的这种本位,让官办慈善组织慢慢也要去行政化改革,同时让更多大量的民间自发的公益慈善组织,让他能够健康快速的成长,所以我觉得最迫切的还是政社要分开。

另外一个是需要有慈善方面的法律法规,要尽快出台,通过慈善法来保障捐赠人,保障慈善组织,保障受益人的权益,法律法规也是非常迫在眉睫。

公益行业缺乏人才自身能力弱应以行业整体力量回应质疑

还有一个很迫切的就是怎么来帮助这个行业恢复公众信心,怎么提高这个行业的透明度,问责性,提高他们的这种绩效,这些可能也是慈善组织面对的一大挑战。

这里面也有很多原因,一个是我们公益慈善组织,第一自身能力相对来说也比较弱,因为我们的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也不是很长,他可能缺乏很多一流的管理人才。当然也有很多制度的原因,比如说他的平均工资不能超过当地平均工资的两倍,否则就没有免费的资格,跟一些制度本身也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个行业很难吸引一流的人才。

所以我的这个行业就缺乏人才,这方面的危机公关的能力相对来说又比较弱,所以这个可能会导致他很难及时的去回应。

另外一个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他缺乏一个行业整体的力量,因为单靠一个组织去回应,有时候很难去帮助公众恢复会这个行业的信心。因为公众对慈善行业的期待其实是比较高的,认为公益慈善事业是一个圣洁的化身,所以对他的期望比较高。正是由于期待比较高,所以这个行业会出现一种现象,其实不仅在中国,其实在西方国家也一应,只要有一个机构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很容易引起公众对这个行业信心的丧失。所以有时候还真不能靠单个的组织去及时回应,而是怎么去恢复整个行业的信心,可能才会更重要,更迫切。

邓飞:没有一个真相不会被挖出来 千万别去隐瞒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四期正益论沙龙《公益为何成了“公疑”?》于5月26日举行。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李亚鹏、崔永元、壹基金的相关质疑事件比比皆是,中国公益事业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期沙龙邀请徐永光、金锦萍、邓飞、杨团、王振耀、邓国胜、游昌乔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全文刊发邓飞发言实录,以飨读者。

 

曾传被中纪委调查团队里面吓得够呛

我遇到的最大麻烦主要2011年,在免费午餐推出半年以后,温家宝总理宣布每年投入几个亿,这是免费午餐的巅峰,但影响了国家的政策。于是马上遭遇了三股质疑。第一种是一般朋友提出来,你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政府做的。第二种,你不要以这样的方式做,把钱给孩子父母,他们比你更加会爱护他们的孩子,甚至更加有效率。第三,你们不能有办公室,你们不能有车辆,因为它会增加成本。

影响特别巨大的一次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都睡觉了,结果晚上流传一条微博说我们被中纪委调查,相关主要的负责人带走了。当时我都睡了,那天晚上接到很多的电话,包括团队里面吓得够呛。我开玩笑跟大家讲,我没有到那个级别,中纪委调查的主要是副部级的。

 

 

没有一个真相不会被抛出来的千万不要去隐瞒

我们遭到质疑以后,下一个是“天使妈妈”,他们也被批评的很厉害。这样一下子从当事者成为一个旁观者,又回到一个学者的角度,让我去反省。为什么移动互联网出来以后这个质疑的数量频率和力度会越来越大?我们以前没有移动互联网的时候没有很多人来认识你,批评你,甚至是质疑你,他们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浪潮。互联网像一个大海一样让我们享受了它的好处,但是大海有大海的风险,它的波浪更多。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和应对质疑的方法要改变,我们以前是小湖泊现在是大海了,我们要做好准备怎么样在大海里面博弈。你既要享受它的好处,又要尽量减少它对我们的伤害。

但是如果我们确实做错了我们就承认,因为调查记者也告诉我,没有一个真相不会被抛出来的,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它更加有效率。所以千万不要去隐瞒、去撒谎。我们做了一个调整:

第一,我们不会说我们多厉害,我们只是一个公益的志愿者,我不是专家,也不是全能的。首先要把自己的位置定得清楚,我们向大家学习,我们汲取大家的支持和力量。

第二,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每个人随时随地可以向你提出质疑,我们要做更好的优化。以前免费午餐的透明更多还是按照法律规定一年做一次年报,但是发现移动互联网的时代随时跟你提问题,你年报呢?你们透不透明?这样逼迫我们进行透明。我们就做了一套软件,花的多少钱,买了多少猪肉,多少孩子吃饭。虽然我们很痛苦,因为增加了我们工作量,需要更多成本。但是我觉得把大家的体验做好,把这个透明做得更好,我们会得到给更多的信任支持。他们逼迫我们变革,我们现在又找了银行,现金流更加清晰,我甚至想到每个人的捐款可以在网络上看到钱去哪里。他们逼迫我们提高和提升,我跟着他们的质疑进行调整和完善。

然后我们必须要了解,徐永光老师说的质疑是一个常态,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钱是大家拿出来的钱,他们就有权询问。有些人脾气好说钱哪里去,脾气差的就说钱贪污了。因为我们拿着大家的钱,我们必须要忍受各种各样的责难、批评,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人提意见和建议,但是更多人提的是好的。得到多少我们可能就要失去所有,所以我们很坦然。


 

我是一名记者再是一名志愿者

不管做什么事,我觉得都要谦逊。因为任何的事情通过互联网的协作,通过全社会的跨界合作,我们不是一个全能人,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局限,要永远保持学习,保持联系。这样的话,我们算挺好的。

我也知道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偶像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榜样,特别悲惨,没有一个好现场。说文章,如果他以前不是一个什么好爸爸的形象,也没有这么惨。本来就是一个浪子的形象大家也不会反应那么大。中国长期以来就是树红旗,树标兵,结果弄上去了下不来。中国人有这样的思维,你做了好事你是个好人,你就不能有其它的错,要不是你就是骗子。这很可怕。我就说我是一个志愿者,我不是什么先进、典型,我不是的。我拿了很多奖项,是有很多,是很巧。我一直说我是一名记者,再是一名志愿者,也是这样保护自己。先保护自己能够活下来。

游昌乔:没有信任即使说出真相也没人相信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四期正益论沙龙《公益为何成了“公疑”?》于5月26日举行。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李亚鹏、崔永元、壹基金的相关质疑事件比比皆是,中国公益事业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期沙龙邀请徐永光、金锦萍、邓飞、杨团、王振耀、邓国胜、游昌乔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现全文刊发关键点传媒集团董事长、华中科技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危机管理专家游昌乔发言实录,以飨读者。

 

危机管理是一个很阳光的事业

不管是政府、公益组织,还是机构,我很赞成徐永光老师的观点,被质疑是常态化的。我想质疑这一点分两部分,公众质疑可能是促使我们整个社会机构进步的源泉,因为大家的质疑促使我们做得更好。无论从我们本身做事情的目标,做事情的细节,从整个程序方面来说做得都是更好的。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欢迎质疑。

公益组织有时候感觉到面对质疑时丧失了发言权。我特别强调危机管理是一个很阳光的事业,为什么这么讲呢?实际上公益组织或者是机构,甚至是个人做一件错事会面临两种审判。第一种,法律的审判。你有没有触犯法律的底线,第二,舆论审判,面对舆论的质疑。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平衡,当我们面对法律质疑的时候,我们去追求法律正义的时候,追求法律框架里真相的时候,大家是理解的。不论判他死刑、十三年,还是三年,都是法律的公正。法律体现在既保护好人也保护坏人。但是当被舆论批判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把这个组织批判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适当的方法,适当的技巧或者是聘请专家顾问做这件事情,公众会丧失正能量。我认为危机管理最追求舆论的正义,这一点我觉得在这个角度来讲,观众和媒体有一定的反思,面对舆论的质疑,我们应不应该追求舆论的真相?追求舆论的正义。从这两个角度我们要去做一定程度的思考。会追求法律的正义,更应该追求舆论的正义。

公益组织不要追求大而要在各自领域追求精细化

关于行业自净和行业保护。从两个方面。不忘初衷,不忘初心。在这个行业里面确实有很多以公益之名获取利益的一些机构,这样的人必须要把它淘汰出去,否则就会出现质疑的状况。第二个本着公益的初衷扎实做事情,我们合作会发现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它自身的能力跟不上它的理想,是什么呢?我想做很多公益,我想做很多事情,但是自己组织和自身的能力出现了问题。我们在中国红十字会,郭美美出现了之后,党组成员他们讨论后,就是说公益组织以后还如何能得到大家的信任?两点:第一,把公益组织做好,不要无限追求大,让自己所能力作自己的范围之内。第二做细,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跟愿望,只做好自己关注的领域,就把每个项目做得精细化精制化。不要盲目追求大,而是追求强,追求好。这是关于行业自净。

没有信任即使说出真相也没人相信

行业保护,谁来保护我们这个行业?我相信谁也保护不了我们这个行业,只有我们自己。怎么保护自己?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做得好,无论是我们这个项目的选项,我们确实是能够扎实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帮助他们当中流程控制方面我们也做得很扎实,结果也确实皆大欢喜。光做得好说得不好也有问题。我们现在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旦企业政府或者公益组织在面临某种危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陷入一种狂欢的境地,就是知道你过得不好,我终于放心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我们没有建立起信念来。发生一件事情时,当面对质疑的时候很多人说我要告诉你真相,但问题是我告诉你真相,你相不相信我所说的话?什么时候你才会相信我所说的话?每个人都是盲人摸象里面那个盲人,这个事情上严格来说没有真正的真相,每个人看到都是每一个事务的某一个角度或者某一个片面的东西。所以建立信任是非常关键的。怎么建立信任,就是把我们的品牌形象塑造好,把我们所作的公益,把最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建立这样信任度。做得最好的展现出来,把我们做得不好的一面也展现出来,建立信任。

面对质疑公益组织应该换位思考

为什么很多机构丧失了宝贵的时机,陷入舆论的灾难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互换位置。当对方质疑你的时候你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觉得我做了很好的事情你还质疑我?首先从自身的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让相仿相信你,支持你,理解你,你必须站在他的立场上想问题。我想回顾一下我们当时“郭美美”事件之后,我们作为红十字会讨论如何应对“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发了声明,把“郭美美”推到了舆论的高潮。红十字会的王会长邀请我们参加会议,这个党组会议上我们提出四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郭美美”事件本质是什么?我们是去质疑一个年轻的炫富的女孩子?不是的,我们是质疑长期以来红十字会以来的不公开、不透明。我们跟大家说,我们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我们对这个事情认真的调查,我们对这个事情负责,而且我们把未来公开透明的行为落实到扎实的步骤上。

我们7月1日发布的第三个声明,这个声明称为中国红十字会处理“郭美美”事件转折点,区分在哪儿?第一个声明和第二个声明都是不断否认“郭美美”和中国红十字会有关系,“郭美美”的财富跟红十字会有关系,“郭美美”的亲属跟红十字会有关系?但是你越这么说就越感觉你不负责任。所以第三个声明我们的出发点变了,前两个都是站在红十字会自身的立场发布,第三个声明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高深的办法。就是关于暂停中国陕西红十字会一切活动的声明。为什么暂停。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先把这个活动停了。第二个我们要求独立审计机构进行审计,第三个我们宣布了中国红十字会透明公开规范的重大举措,建立信息化平台。这则声明改变的一个立场,就是我站在老百姓的市场来进行回应,这是非常重要的。被质疑之后怎么样发布声明,这个声明非常关键。其实无非就是三句话,第一就是立场,讲清楚我们的立场。第二态度,我们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第三行动,我们采取什么样扎实有效的举措。这是危机发生之后如何赢得宝贵的时间,重新赢得观众信赖很重要的一点。

金锦萍:当一个基金会背腹受敌 大家都躲着怕惹祸上身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四期正益论沙龙《公益为何成了“公疑”?》于5月26日举行。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李亚鹏、崔永元、壹基金的相关质疑事件比比皆是,中国公益事业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期沙龙邀请徐永光、金锦萍、邓飞、杨团、王振耀、邓国胜、游昌乔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全文刊发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发言实录,以飨读者。

 

不同动机的质疑用不同方式对待

稍微出一点名的都会被质疑,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其实不必为此恼火,批评说明有人关注你,有成绩。目前舆论来看,公益界更容易被质疑,公益这个领域很有意思,公共私人参与公共领域的,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摄入,每个人可以讲上几句,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等等。

因此也有一些人通过这样公共的参与来提升或者说是来证明存在的价值,公益被质疑代价特别小。

我们曾经问过公益慈善界,当他们面对质疑的时候,可以起诉,为什么不走法律程序?既然有法为什么不去说法呢?其实公益慈善界之所以不起诉是有很多的顾虑。

一方面走司法程序的确有非常大的成本,人力、物力、财力精力,也会发现一旦进出这个司法程序会长期处于公众关注的焦点,成为是非漩涡。

所以危机公关的角度来讲,不太建议公益组织提起这样的司法诉讼。但走司法诉讼,至少会还你一个清白。

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可能还缺乏这样的勇气,公益被质疑,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时间还会存在,而且所有从事公益的做好准备,不知道哪个基金会或者社团就会被质疑,而且质疑者也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动机。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面对质疑先自我反省,然后你再去看待质疑,针对不同的质疑进行不同的回应。一个理性,发展的角度来质疑,你完全可以跟他坦诚的交流。但是通过恶意诽谤的,就走法律程序。

公益频频被质疑,因为当某个基金会被质疑时大家都躲着,缺乏行业联动机制

公益界很有意思,从2001年开始每年都有不断的事件,不同的基金会,不同的公益项目,无论是官方还是草根的都有被质疑。我们都在猜,谁会是下一个。为什么行业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局?因为当一个基金会背腹受敌的时候,没有其他基金会出来说话的,大家都躲着。就怕惹祸上身。

当某个基金会被质疑的时候其他基金会都躲着。为什么行业不出来做一些行业澄清和行业保护的事情?

公益慈善也是一个行业,有大量的从业者,而且公益行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它是有一些支持性机构,联盟机构,做这个行业跟社会之间,跟政府之间,跟媒体之间的桥梁,而且他们不断进行一定理念的传播。

不是通过简单一两句话表明合理性,而是通过研究报告告诉你为什么必要的成本是必须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了解讲,中国缺乏这样的行业联动机制,甚至是缺乏这样的支持型机构。

雅安地震善款质疑:通过2011年的数据质疑善款使用,只能说明不专业

这次雅安地震善款质疑恰恰是基金网质疑的,一年时间太短了,不信大家可以查一下日本神户大地震,看看人家的救灾多长时间?包括现在“921地震基金会”没有用完钱的继续用。通过2011年的数据就去质疑,只能说明不专业。

不是质疑而是去询问是可以的,说你为什么钱花的这么慢,有什么新的打算没有?所以救灾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的确分为积极救援和灾后重建,大部分的建是灾后重建,灾后重建的过程很漫长,考虑因素很多,地区的规划问题,原先社区保护问题,民众文化的保护问题,怎么样做最环保,怎么更好可持续性,原地重建可不可以,通过大量的调研地质勘察等等。

我们有讲过速度救灾的教训,短时间内导致当地物价暴涨,利用了安置房的基地。所以我们需要反思,因为中国这个支持性机构,比如说联盟机构,急需要建构起来也需要观众的参与。

询问也好,质疑也罢,都可以更好把问题抛出来,让大家讨论怎么样是最合理灾后重建的机制,怎么样才是最合理中国公益慈善发展的方向,这是很好的事情。

行业光环让公益慈善的道德瑕疵不容易被原谅

行业的保护是要做到,行业的自净问题也要做到。并不等于是从事公益慈善的人道德就会毫无瑕疵。公益慈善也是正常的,不是一个崇高的人!

第三部门或者慈善部门吸引资源不像政府那么容易,也没有市场的激励机制,它靠的就是这个组织本身品格魅力,所以有一些组织不断宣传说我们零成本运作,赢得大家的支持。

有一些组织宣传自己如何节省,如何关心这些受助人,无形拔高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这又符合观众的期待,给这个行业戴上光环。

这样行业一旦出现某一些不好事情的时候,观众就会觉得很愤怒,因为如果商人从事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大家说无商不奸,会原谅。但是如果说他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有一天突然发现他也有道德瑕疵的时候,我们愤怒可能会更强烈,因为我们觉得好像美好的词汇都被玷污了,这是符合心理学原理的。

我们考虑到公益慈善不是一种不正常人所从事的,它也是普通人。可能我们普通人自己质疑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从事的公益项目也会有瑕疵,你也会被质疑。但是你希望是什么样子的质疑呢?

透明要有限度,要考虑到其他权利的维护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公益慈善行业里面的确我们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好。但是我不太同意邓飞的一个观点,就是不断通过透明来实现获得公众的认可,这正是我在反思的一个问题。透明度和公信力的确联在一起,但是像福布斯排行榜,说中国公益慈善组织要求透明度太高了,要求捐款人捐的姓名和钱,还有用这个钱为什么不是自己出的钱是别人支付的钱。背后是不是有交易。

我后来意识到的确是,透明独立性这个问题上走偏了,其实公益慈善透明它一定是有限度,这个限度要考虑到其他权利的维护。

比如说捐赠人隐私权的人,被捐助对象尊严和人格问题,还要考虑到公益慈善组织秘密运营的问题。什么都依赖透明才相信它,就根本不要作为它捐赠人就可以。

捐赠本身就意味着你对这个组织信任,最好的信任当然是不相问的。我们肯定做不到,我们肯定要询问,要质疑,要质问,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组织,你最好的选择你不向这个组织捐款。

你不相信他,但是你不要不相信所有的组织。因为这片组织里面,你一定可以找得到你可以信任的组织,像邓飞那样,至少我可以捐款给他。

公益慈善是专业组织化的工作,也有成本,这里面也会出现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也会出现救灾款项的挪用,救灾物资的滥用等等都会有,因为这是人性所决定的。

对这类事情我们不要一概论公益慈善不行了,我们只是说这个人或者具体的组织在这个事情上不好。不是彻底否定,非黑即白。我们不是推翻所有公益慈善组织还是学会甄别在良莠不齐慈善组织里面找到你信任的组织。

 

曾建议公益组织起诉诽谤但很少被采纳

公益组织应该怎么去面对质疑?好多组织遇到困境也咨询过,我是学法律,如果的确诽谤侮辱就起诉,但是这个建议很少被采纳。

为什么给公益组织很少被采纳呢?往往是危机公关的团队不支持起诉,因为公益慈善组织也会咨询法律方面的专家,还会咨询危机公关的组织。

危机公关团队给他们建议就是不起诉,如果你起诉你会成为接下来一个舆论的焦点,不时被拿出来游街出来,不断被谩骂、被质疑。还跟他们说过,很多组织面临困境,即便你赢了这个官司,你可能也输了公众。这个是很多危机公关团队提出的建议。这是为什么?

一个就是法律程序的成本很高,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替代性的程序?不走司法程序走仲裁可不可以?公益慈善领域可不可以有这样的机制呢?那双方来仲裁一下,仲裁院也可以选,这个机制是可以考虑建议的。

 

第二个,公益慈善组织的声誉事关他们的生存,尤其是公募性的组织。公募性组织是通过自身不断向外界宣誓自己的美誉度获得一个公众支持,他希望公众捐款才能生存下去。如果他被质疑了而不去澄清接下来生存就会有问题。

但是有一些公益组织一边被骂的特别多,一边捐款也增多了,就是质疑里面质疑者也帮他们争取到了一些支持者。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后来我发现观众比我们理性得多,观众比我们明智得多。当观众真正听这些质疑声的时候以及这个组织被质疑的回应的反而有一些观众成了支持这个组织的人。公益慈善组织不要怕被质疑,这就是我的建议。

徐永光:质疑无论对错该有结果 给公众以交代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四期正益论沙龙《公益为何成了“公疑”?》于5月26日举行。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李亚鹏、崔永元、壹基金的相关质疑事件比比皆是,中国公益事业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期沙龙邀请徐永光、金锦萍、邓飞、杨团、王振耀、邓国胜、游昌乔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全文刊发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发言实录,以飨读者。

 

把做公益慈善受质疑看成常态,做好心理准备

应该把做公益慈善受质疑看成常态,进入这个行业要做好思想准备。我这个思想准备比较早,1992年去香港拜望南怀瑾老师,他当时给了我四个字:谤随名高。但是质疑不等于就是诽谤。诽谤完全是出于一种恶意,作为诽谤者要承担法律责任。

1994年香港壹周刊诽谤希望工程七千万元捐款失踪,就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官司打了六年,开庭审理15天,接受法官的盘问在证人席上坐了八个小时,一天半,接受一百个问题的盘问,这么厚的一个卷宗,基本上100%全部给出令法官很满意的答案。当然判香港壹周刊败诉,这是一个案例。最后主审判决书上讲,面对黄大律师的询问,原诉方证人的证词完全可靠并可信,做了这样一个判词,实际上代价也是很大的。

现在我觉得对于公益机构或者是公益人的质疑,可能会在这么几个层面上:第一有没有违法,第二有没有违规,第三有没有突破了道德底线,第四一些行为在观念上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可以争论,有的质疑也很厉害。

我说最后一个问题,比如说质疑这个公益机构怎么还要10%的管理费,这不叫雁过拔毛吗?我们的捐款怎么不能够都用在受助人的身上呢?对这种质疑我用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项目,捐款人到邮局捐一百块钱人民币,这个包裹是邮局邮寄,还有采购,中间很多环节管理大约将近20%的管理费消耗掉,这是钢性。这个包裹到了孩子手里,一个书包里面有很多文具,那么到了农村孩子手里的这个包裹在当地市场上的价格,零售价需要180块钱,也就是说这个包裹,100块钱的捐款整个流程当中消耗掉了20%作业,但是孩子们拿到的包裹价值是180块钱。这个反映什么?一个专业感觉的效率。它大大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的效率。

大家在想希望工程捐300块钱,让一个孩子完成小学学业,甚至是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这个你说投入值不值得?效率非常高。有人说我自己去,你自己到农村找孩子,你自己去,孩子向你报告学习成绩,你还要了解他的学习情况。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学二年级到小学毕业,3000块钱我估计是拿不下的。现在说了一个最要紧的问题,就是对一些观念的争论,也是让大家会越来越看得清楚。

前面讲了还有法律问题,还有违规的问题,还有对于道德方面的这些质疑,我感觉对这一类的质疑应该给公众最后有一个交代。我觉得目前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有些质疑是错的,最后没有让大家得到一个结论,这个质疑是不对的。有些质疑是对的,但是最后又没有让人家觉得这个机构是有问题的,也没有交代。这样的话就变成的良莠不分,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现在搞得大家思想很混乱。所以,我们讨论希望能够找出一些方法,找出一些路径来。因为不可能不能质疑,质疑是常态的,永远都会有,有了质疑以后怎么办。


为什么质疑多?我们需要反思行业存在的毛病

现在公众对整个社会有很多质疑、不信任,甚至说我们的整个信任体系崩溃了,是因为政府官员有很多腐败,商业上有很多不道德的行为给消费者造成了很多的伤害。

对公益慈善这个行业来讲,也是人们觉得最后一块净土,会对你有很高的期望,甚至于会苛求。做公益就得要喝西北风去做,不需要工资,这个都不现实。这样行业会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它也需要吸引专业的人才,没有专业人才,没有专业化这个行业也是不可能发展的。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公益行业、公益机构、公益人面对这么多问题,我一直是强调一个观点,你必须要坚守的就是道德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实际上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说你是不是违法了,“壹基金”的钱第二年并没有支出70%,就是违法?按照法规规定第二年应该支出第一年的70%,问题是这个法规定的标准合不合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讨论。道德这个底线谁要突破实际上挂羊头卖狗肉真的是亵渎你做的这个事情,伤害公众的感情。

为什么现在的质疑那么多?需要反思行业存在什么毛病,我们有毛病。这里面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公益慈善30多年的发展,其实一开始有很强的政府背景,这个不奇怪。过去都是政府一家说了算,后来慢慢开放空间,建立了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慈善会,公众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公益慈善逐步由官走向民,走向民间化,回归民间。

但是我们在一段时间里面是往后退的,退到什么程度?以权谋捐,慈善风暴都在搞。这个慈善风暴就是政府用权力,要把慈善的资源拿到自己的手里。有一个县竟然摊派一百亿的资金,那是煤老板、老师、学生都要受到摊派。我写了一篇文章,针对这件事叫“以权谋捐可以休已”,我文章批得蛮厉害,有这样的话:以权谋捐从本质上来讲是公权力对于私人财产全的侵犯,它的过程是绑架民意伤害爱心,它的结果是要让慈善国有化,掏空社会搞死慈善”。我后面还有话:“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但是在慈善这个领域政府是不愿意进笼子,它甚至把整个社会要进它的笼子。慈善资源可以随便拿。”

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政府揽权无度,把慈善当成自己的肥肉来吃。这个事情是我这些人发表观点一直在讲的,这种慈善乱相都是官民不分慈善体系惹的祸。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政社分离,要建立依法自治的社会管理体制。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出现什么?有一些有政府背景的机构,真的出了问题,事实上是有了,去执行的时候最后得不到一个结论。

这样让大家对慈善机构的公信力的认可度,继续降低。所以我觉得,是有质疑对的地方,我们应该告诉大家质疑是对的,这个机构是应该要改变的,甚至它如果是违法违纪或者是突破了道德底线,该处罚是要处罚的。但是如果质疑的不对,也应该有让它说话的机会,或者政府也要出来,要对一些受到无端质疑的机构,政府也应该出来说话。

 

做公益没有道德优越感,应该有道德忧患

关于做公益的人道德优越感的问题。拿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做25年这个行业,我们没有这种道德优越感的包袱,但是我一直有一种道德忧郁感,道德忧患。

就是说既然你在做这个行业,公众对你要求很高,我们一定要做高,不要亵渎爱心。当时我跟工作人员讲,我说我们这个捐款过程,如果是道德上面出问题,捐款人每人一个唾沫星子都会把我们淹死。所以我一直讲做希望工程也好,做公益,尤其是做公募的机构来讲真的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纲丝。真是很不容易,要么你上天堂,要么你下地狱。

我觉得公益人用一种道德优越感来做事情不会做得很好,关于这一点,我特别欣赏牛根生对公益的投入以及他内心的表达,而且觉得他是真正讲出了做慈善的真谛。牛根生说,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这些受我帮助的人,因为有他们让我成了慈善家,我得感谢他们,他们成就了我这个慈善家,是这样的一种心理。他没有说我是多么高尚我在帮助你。

有一些做公益的人,觉得我有道德优势,我既然有这样一个道德优势,我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不用挑剔,我给受助对象提供一些产品服务,免费给你们的,你们就不要挑什么,不要说三道四了。我有过很多这样的经验,我们给受助的群体挑项目,以前我们做“新公民计划,支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挑项目,最后挑来挑去第一名是企业的,第二名是企业的,企业效率非常高,投入产出非常高,最后我们购买企业的项目。


NGO的项目就不如企业的项目那么漂亮,为什么呢?因为企业没有道德绑架,只是市场说话,给市场提供好的产品,有人购买。NGO往往有道德优越感,是白给了你就别挑了,不重视收益者的权利。我最近有一篇关于“公益市场化”的文章,就是受益者是公益的消费者,但是他是没有权利的消费者。我们作为资助者应该尊重他们,你不能成为一个强势的生产者,这是一个道德优越感带来的负面的东西,容易影响公益组织的效率。

这里面还涉及到慈善伦理的问题。做慈善对受助人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是不道德的。有人跟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王永庆的儿子到农村去捐助一所学校,学校建成他参加最后落成的典礼,他观察这个学校还缺一些东西,仪式完了以后就把他的工作人员叫到边上,他说“你们要非常小心的问学校,还缺什么,我感觉他们还缺一点,但是你们问的时候一定不要伤害他们的感情,好像我们又来施舍什么东西。”他就觉得给你东西这句话说不好就觉得自己的道德受到责备。但是在我们国内好像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