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质疑要有法律边界 不可越过底线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四期正益论沙龙《公益为何成了“公疑”?》于5月26日举行。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李亚鹏、崔永元、壹基金的相关质疑事件比比皆是,中国公益事业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期沙龙邀请徐永光、金锦萍、邓飞、杨团、王振耀、邓国胜、游昌乔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全文刊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发言实录,以飨读者。

 

“出头的椽子先烂” 制约公益发展

第一我首先要说的是质疑声音多了,绝对不是失去民心,你看捐赠的款项还是不断的在增长,我们现在整个公益事业的发展特别到2013年又一个高潮来了,首先这是我要澄清的。

第二个我要特别说的的是,面对一些质疑,其实仅仅是一小部分的传播,大家会有一点相信,大部分是不太相信的,比如讲有的组织在质疑高潮中反而得到每天的捐款的翻倍。

我们国家有一个社会传统:出头的椽子先烂,我们这几千年来,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总是原地踏步时间太长?学术上说叫停止状态,其实我们这个民族有很多优秀的理念,但是带有一个很不好的机制,就是谁出头我们就要质疑他,我们就用极高的道德标准质疑那些走在我们前边一点点的人,让他退回来和我们一样。

这个心态我觉得到现在这一套机制已经行不通了,已经遇到危机。目前是一个过渡期,我们这个民族要转型需要一段时间,要学习要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在公益慈善方面也需要一段时间,有一些质疑可能会促进我们公益事业,包括我们民族的整个思维方式会更好的转型。

降低准入机制门槛增进行业自我淘汰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特别需要的,第一个方面一定是要放开,我觉得永光很多年前就呼吁,就说民间组织一定要民营化,要放开准入机制,你不能把准入机制就是搁的很高,最后只有有政府背景的这样一些组织和人来建立机构,那样是没办法退出的,所以没有办法来做像西方那样可能有行业的自我淘汰。

你怎么淘汰呢?准入机制门槛很高,然后只要进去就可以,安安稳稳的过,那是一定没有退出机制的,所以我觉得第一关应该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准入机制。

比如讲我们应该从商业公司来经过这20多年的整个摸索,应该学到一些经验,开始也是20多年前我们做商业公司的时候也是要主管大位,注册一个公司不然我们就会骂他是皮包公司,其实现在看来这公司注册多容易,那国外注册基金会或者注册民间组织就跟注册公司差不太多,而且一定要这样一套理念,当然管理标准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这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进入机制,不要进入机制太繁琐,太麻烦,让大家就会感到行善还不如不行善,那样就不太好。

行业支撑系统的建立比加强监管更有利于行业发展

第二个方面公益行业应该有一个支撑系统,我是不太特别强调监管,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就简单化的时候监管机制会说的很弱,好像似乎认为只要一件事情一监管所有的事情就不会有问题了,其实不是,到一个复杂社会,特别是到一个民间组织,特别是公益组织起来之后,这个社会是相当复杂,它需要有行业的支撑系统,支撑系统包括教育、培训,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服务,包括财会的服务,包括咨询服务,包括建立各种各样的行业联盟,同时评价机制,你只要看看发达国家,他这个系统是非常强大的,就是一个公益组织的支撑系统,我觉得你只有建立机制的支撑系统,不仅仅是靠一个太简单化的监管机制,那样这个公益组织才会有淘汰,才会有比较稳妥,甚至快速的发展,他才会比较健康。

行业保护机制其实首先应该有各种各样的行业联盟,行业的标准我觉得现在特别是最近几年,之所以在质疑之后很多公益组织恰恰还能够发展,为什么?最近有人做了个调查,居然支持型的组织最近几年达到了300多个,就不是过去一、两家做支持,不是过去讲NBI,有很多很小,或者说只是凤毛麟角的一个支持机构,所以民间组织、公益组织这几年能够经得起质疑,恰恰是因为像永光,以永光为代表,像锦萍,还有很多我们业界的,包括师曾志教授都在,很多人很多人都在,这个从不同的角度搭建一个支撑的平台。

一个组织很难面对质疑,并且自己说自己好是很难的。而恰恰是现在这个支撑系统正在建立,我觉得同时应该建立各种各样的行业联络,甚至包括律师联盟,就公益律师也应该起来,就让大家知道法律,各种专业的这样的咨询机制也应该建立。那大家一问,比如说像救灾款,你只要有一些救灾方面的专业人员,大家一谈救灾捐赠是什么,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一套管理,那大家就很快就会明白了。所以我觉得面对质疑,公益组织应该更快的成长,这不仅仅是数量的成长,而且是一个机制体制性的成长,这个非常重要。

质疑要有边界不可越过底线

我认为公益行业特别是最近两年,实际到了一个大关口时代,因为养老服务业,儿童的这种照料服务,整个其实国家用了一个社会体制改革来形容当前的社会领域的改革,并且国家下决心,我们中国的政治精英要求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其实把社会已经抬到了多高的地步,像我这样的人过去是从来没想过有这样的提法,说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实行政社分开,这个过去你不敢想象,所以大家一说社会稍微偏一点就说这什么啊,会提出很多质疑对民间组织,但现在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全新的结构,因为我们有内在的需求我们有内在的,特别是社会服务的需求,有强大的这种老龄化的需求,是不是好。和儿童残疾人的服务,有各类各样的社会问题,用传统的管理方法,阶级斗争的方法都解决不了,所以我们的公益事业到了一个蓬蓬勃勃非常快速发展的阶段。

所以政府才会有大量的购买服务这样一些事情,你看中央财政拿出两个亿,那地方财政也在不断的投入,像去年投入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当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在全世界的公益组织发展的转型过程中,到了这个阶段都会有一个井喷,这个井喷是个非常健康的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最重要的我认为公益事业的发展是解决一个专业化的问题,就要让全社会包括我们公益组织本身,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职业。我认为在这方面永光(音)算过一个非常大的帐,给我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题目,他说公益慈善事业创造的GDP,现在算小了。

他要求我们专家学者能不能行动起来,算一算不会那么小。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算一算,其实这个公益事业他将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包括参与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创新,包括建设社会企业解决各类社会问题,我觉得都会给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提供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但是这是一种良性的和平的健康的这样一种提升性的转型,我觉得公益慈善事业在当前这个阶段,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面对质疑,我们公益界需要学习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大关,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做好事大家都会自然的理解。

我们几千年来的社会,好人善人往往会被人欺,最终的结果慈善的力量是相当弱,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格局在现代慈善条件下,是不应该持续的。

全世界的慈善其实都是一个相当发达相当有力量的一个行业,在全世界,慈善的力量是非常强的,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改变传统的反应模式,慈善界也要开始一种全新的一种思维方式。

是不是面对质疑我们一定要善于从其他组织,包括从政府组织哪里学习做公共关系,学会解释,甚至说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们自己。

我问过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包括欧美国家,他们都曾经面临过不少的慈善质疑,但是他们的反应模式是非常值得我们的借鉴的。

他们的反应模式往往是既要做出专业解释,同时也要拿起法律武器,我觉得我们在法治时代应该善于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我们自己。

我觉得质疑,我们研究院的研究课题已经发现了,一定有法律的边界。就是我们不能再制造出新的法律标准,如果我们越过了法律底线,今天就可以在这个层面上越过,明天别人就会从其他层面再越过法律边界,侵犯我们的当事人。

如果我们都去越过法律边界,我们这个国家一定会陷入大的动荡。所以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法律还要结合专业的底线,我们一定要一些专业的知识,还要注意保护隐私。

在全世界我们都知道,一个法制的社会是特别尊重隐私的,一个法制的社会一定要善于让公民特别是让慈善家,做的很多项目比较优雅。

比较让大家用非常通俗的话,是觉得很体谅很舒服,他做了善事,绝不是再无端的问那,那你既然做了善事你背后有什么。你小时候和谁打过架?你和谁吵过架,你家里边或者再问他无端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实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这样问来问去,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社会会陷入到一种什么状态。那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参与的,犯的对一个民族对人类社会都是极大错误的。

当时问来问去,我们筑下了多大的错误,甚至有的已经是犯罪,想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我们做了多少荒唐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出发动机好像很好,当时就是要保证我们共产主义江山千秋万代不变颜色,我们去揭发国家领导人,去怀疑他们,去揭露他们的隐私,最后对着教师对着所有的人,最后甚至陷入到武斗。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注意,为了防止这些其实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注意开始建立民主与法制,我觉得现在更是要发展法制,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想一想,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要再重演。特别首先在慈善界,我们所有的慈善这个事业的参与者,不管从哪个角度,我们都应该用现代慈善的这样一种理念,来保护我们自己同时也来促进整个慈善事业更快更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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