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未限制个人求助

《慈善法》历经11年终于尘埃落定,对于新的《慈善法》,我们该如何解读?与慈善相关的各类单位和组织该如何应对?3月16日,凤凰公益特别举办一期公益沙龙,邀请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老师,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老师三位权威人士,对《慈善法》进行深入解读。

 

 

Q:《慈善法》对个人求助有限制吗?
A:徐永光:个人有困难可求助,这条开放是《慈善法》一大贡献,对私益的人和人的互助,馈赠性质的这样一个救助,不做规范,非常好。现在有了困难,比如大病,医疗保险还没有跟上,他发出求助之后能够得到帮助,其实能解决很多社会问题。前几天肇庆有一个女孩白血病,她发出一个微信,不到24小时得到100多万的捐款,这是很好的。

10%的管理费用不是”死”规定

《慈善法》历经11年终于尘埃落定,对于新的《慈善法》,我们该如何解读?与慈善相关的各类单位和组织该如何应对?3月16日,凤凰公益特别举办一期公益沙龙,邀请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老师,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老师三位权威人士,对《慈善法》进行深入解读。

 

 

Q:10%的管理费用并不是”死”规定?
A:金锦萍:对某一类组织它就是死规定,但它给你提供多种途径选择。如果你突破这个规定的话,可能需要有一个向公众说明情况的义务。这个对公募组织来讲,当你说明不了,或无法取信于捐赠人、公众时,继续募捐会有影响。

嘉宾介绍: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

《慈善法》历经11年终于尘埃落定,对于新的《慈善法》,我们该如何解读?与慈善相关的各类单位和组织该如何应对?3月16日,凤凰公益特别举办一期公益沙龙,邀请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老师,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老师三位权威人士,对《慈善法》进行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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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硕士,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1989年春天徐永光和几个有共同理想的朋友在办公室里畅想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他脑海中闪现——希望工程的灵感就这样诞生。19年来,徐永光和希望工程,给无数渴望读书却又无力上学的孩子点燃求知的希望。

他潜心中国NGO事业20年,在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研究领域有重要建树,主编《中国第三部门研究丛书》,著有《叩问天人之际—徐永光说希望工程》。南都公益基金会以“支持民间公益”为宗旨,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其实施的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计划,被誉为徐永光的第二个希望工程。

嘉宾介绍: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

《慈善法》历经11年终于尘埃落定,对于新的《慈善法》,我们该如何解读?与慈善相关的各类单位和组织该如何应对?3月16日,凤凰公益特别举办一期公益沙龙,邀请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老师,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老师三位权威人士,对《慈善法》进行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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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博士,浙江宁波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民商法学、社会法学、慈善法与非营利组织法、信托法、房地产法。著有《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专著独著,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研究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的专著。

嘉宾介绍: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

《慈善法》历经11年终于尘埃落定,对于新的《慈善法》,我们该如何解读?与慈善相关的各类单位和组织该如何应对?3月16日,凤凰公益特别举办一期公益沙龙,邀请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老师,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老师三位权威人士,对《慈善法》进行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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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非政府管理;公民社会与治理;CDM与NGO参与环境治理。他大力推动《慈善法》实施,认为《慈善法》是社会公益里程碑。

他同时兼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国家民政部特聘专家,国家卫生部特聘专家,香港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顾问,中国扶贫基金会顾问。

高华俊:中国留守儿童6000多万 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五期正益论沙龙《留守的天空——聚焦留守儿童发展困局》于7月4日举行。在中国,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而且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本期沙龙邀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政策处处长Jillian Popkins、成长教育专家兰海、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高教授表示,中国现有留守儿童6000多万,流动儿童3000多万,加起来约占儿童总人数的1/3。

 

主持人:刚刚我请问过jillian Popkins,她已经提到了,其实世界各地除了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留守儿童),那么现在我们先请一下高院长,中国的留守儿童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是知道越来越严重,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高华俊:留守儿童的问题,其实最近一些年来,大家都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确实是呈现一个增长的态势,根据最近全国妇联组织的一个调查,它是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资料,选取了126万户进行的样板抽查,得出的结论是现代的农村留守儿童有6102万多。

主持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

高华俊:大体上是超过儿童总人数的20%。

主持人:我估计有将近10个香港了。

高华俊:对,大概每5个孩子里边就有一个是农村的留守儿童,流动的儿童其实情况也非常严重。流动的儿童,就是说父母到外面去打工,孩子随身一起带在外面,就是说父母到哪儿,孩子跟到哪里,像这种情况也达到3800多万人。

主持人:加起来就有一亿的儿童。

高华俊:将近一个亿的。

主持人:是在一个相对不稳定的生活当中成长的。

高华俊:大家可以有这么一个概念,全国18岁以下的儿童,总数是不足3个亿人,大概是2.8亿人,这些留守儿童加上流动儿童的人数,大体相当于1/3的儿童人数。

主持人:我们讲这个儿童,我们能不能再问清楚一点12岁以下的还是?

高华俊:不满18岁。

高华俊:2005年到2010年留守儿童增加了250多万人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五期正益论沙龙《留守的天空——聚焦留守儿童发展困局》于7月4日举行。在中国,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而且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本期沙龙邀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政策处处长Jillian Popkins、成长教育专家兰海、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高教授认为05年到10年,留守儿童增长速度加快,大背景是中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

 

主持人:您提到2010年,就从中国的留守儿童的情况来说,在哪一个时候的那种转折变化是特别明显的,譬如说数量大幅的增加,又或者是说也许本来在农村里面还可以看到这些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比例还不错,但是可能在某一个时候开始父母离开孩子的比例就增大,因为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他们出外打工的特别多,有没有哪一个年份,哪一个阶段是特别明显的?

高华俊:从最近的调查数据可以比对的出来,比如从2005年到2010年,两次调查的情况可以发现流动的、留守的增加了250多万人,就大概五年的时间,就是2005年。

主持人:算多吗,从您的研究上?

高华俊:就是增长的速度还是蛮快。

主持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高华俊:社会流动越快的话,留守儿童比例越严重,因为整体上来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是中国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在这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那么实际上民工潮在80、90年代就出现了,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那么人口从中西部往沿海地区流动,从农村往城市流动,从小城镇往大中城市流动,这个趋势都越来越明显,因为毕竟是在这些沿海,大多数城市,它会有更多的发展的机会,也有更多的公共服务的资源,特别有的年轻人,他们为了追求更加有个性、自由的生活的机会,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暂时的抛开家庭。

兰海:留守儿童群体是中国安全感严重缺失的一代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五期正益论沙龙《留守的天空——聚焦留守儿童发展困局》于7月4日举行。在中国,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而且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本期沙龙邀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政策处处长Jillian Popkins、成长教育专家兰海、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兰海表示,留守儿童心理上严重缺乏安全感,带来整个社会安全感缺乏的一代。

 

主持人:海兰老师是我们的成长教育专家。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谈到的中国的留守儿童,刚刚高院长给了我们一个数字,有将近1个亿,包括了有6000多万的留守儿童,还有可能将近3000万左右的流动儿童,从您来说,这些儿童他们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数量这么大,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

兰海:首先从心理发展的角度上来说,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心理上是严重缺乏安全感的,因为他是在一个不稳定和没有直系亲属关系的环境当中去成长。

主持人: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安全感缺乏,那他产生的问题可大可小。您再帮我们故事性的阐述一下,如果像这样的留守儿童,缺乏安全感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数字有将近1亿个人,那这样的不安全感在社会当中,又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兰海: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从个人发展的角度上来说,6岁以前,我们说孩子缺乏安全感的话,会直接影响他的个体成长。包括他对自己未来的设想,包括他对自己婚姻,对自己家庭的期许,都会受到影响,而这样的一亿人的一个群体,将会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缺乏安全感的一代,那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追求,对于情感,对于父母之间亲情的维系是非常有问题的,而且他们会更多的产生一种对自我的怀疑,对自我的放弃,以及他们的个体和社会之间的纽带会很容易断裂。

兰海:孩子最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 成年人缺乏责任感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五期正益论沙龙《留守的天空——聚焦留守儿童发展困局》于7月4日举行。在中国,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而且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本期沙龙邀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政策处处长Jillian Popkins、成长教育专家兰海、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兰海表示,孩子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父母的陪伴,家长弄错了孩子的需求。教育上面的最大的缺失就是责任感教育的缺乏。

(02:00处开始)

主持人:暂时的离开家庭,然后让孩子留守在家里,我其实很纳闷的就是,要让孩子留在村里面,然后父母离开,他需要很大的决心的,他是要牺牲掉什么东西,然后去追求什么东西,而这个追求,比如说生存问题,因为什么不得不的原因所以要离开。

兰老师,你告诉我们,在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父母要抛下子女去外面工作,真的生活或生存困难到不得不如此吗?

兰海:我不认为,在我接触到的很多的现在的留守儿童的状态,其实和原来前十年相比,我认为有了一些变化,刚才您说的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农村的父母,或者是说小城市的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拥有大城市的资源,或者说更好的教育资源,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大城市去,可能和自己的亲戚在一起,因为我刚刚接触过这样的案例,我认为这是一个不理智或者是说成年人的一些假想,就是成年人会认为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可能他们认为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教育环境是父母应该履行的责任。

但是他们却忘了,如果以享有好的教育资源为目的,而牺牲掉父母的陪伴,这样的代价、这样的前提是应该拒绝的,因为对于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更重要的了。但是我们错了,我们的父母错了,或者是说我们冠以了这样的名义,我们为了我们的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将来,所以我们离开他们,我们付出了非常多的奉献,我们牺牲了很多,但这是错误的,我们并不知道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孩子需要的不是你给他多少多少钱,他需要的是和你在一起。

我这段时间接触到的一个孩子,他是在上海,但是他的爸爸是在淮安,就是相对小一点的地方,然后他和他爸爸在做视频连线的时候,小姑娘其实她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她就反复的在叫爸爸,其实她就是想叫爸爸,因为在她现在生活的那个环境里面他听到别人在叫爸爸,但是她没有爸爸可以叫,所以,当她和她的爸爸视频的时候,她不断的在叫爸爸,然后她问了一个问题让我心里很难过,她问她爸爸说,爸爸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爸爸告诉了她一个数字,我当时心里在想说她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不断的在问,后来我问她,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你爸爸挣多少钱?她说如果我爸爸挣的钱足够多,他就可以来上海陪我了,所以孩子并不是在意他挣多少钱,还是在意的是什么时候我能和你在一起。

我认为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随着惯性去做的,我们没有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和我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教育上面最大的一个缺失,我们停止了教育大家,或者说培养一种思考,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我做选择以后我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个是不仅仅是留守儿童,是我们整个社会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到底我要做什么,那对于新时代的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我希望的是他们能够去想我需要去做一些什么,我的孩子他们需要我做什么,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确实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因为一亿这个数字太庞大了,我很难想象当我们五年以后,或者十年以后这一亿人将要变成中国20岁到30岁的中坚力量的时候,他承担着中国的什么,他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其实这个是每个人需要思考的。

高华俊:年轻人观念发生变化 适应不了农村

由凤凰公益频道、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第五期正益论沙龙《留守的天空——聚焦留守儿童发展困局》于7月4日举行。在中国,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而且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本期沙龙邀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政策处处长Jillian Popkins、成长教育专家兰海、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等专家、学者针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高华俊教授表示,改革开放后,年轻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很难再回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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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有没有一个政策可以让这些孩子跟父母能够持续性的在一起,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但是在民间或者我们社会层面可以去关注到。

我请问一下高院长,对于贫穷地区的关注,在您的生涯当中已经付出了很多的时间,为什么这一些农村的父母,他们愿意或者是舍得,舍孩子去外面工作呢?兰老师刚刚说了,她不认为生活或生存的环境有那么的难,为什么?您觉得是她不够理解农村的环境,又或者是中国的农村的父母其实在教育、在生存、对待子女爱的问题上有误差有错误?

高华俊:改革开放以后,这一两代年轻人他们观念发生了大的变化。把经济利益看得很高,有的可能觉得自己在外面还没混好,没有足够的本钱回去,回去以后就希望怎么样怎么样的,或者盖一栋房子或者怎么样,如果没有达到预期,回去以后觉得好像没法交代,这是一种心态。另外其实更多的情况下,这种人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他们留念城市这种大的信息量,大的文化、环境,方方面面,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城市工作机会减少,这些人哪怕没有工作了,他也不回家,他流连在城市。当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以后,你已经习惯了一种新的东西,让你再回过头适应农村的那种生活,对他来讲这很难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