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秀:数据保护不能和中国实际脱节

王俊秀

不知道讲的对不对,没有听大家前面的发言。我讲的是数字权力,正如刚才褚松燕教授讲的,我觉得目前是一种自然的权力,就是在数字化时代或者是互联网时代的人跟自然的权力,这个权力的确是在弥漫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强调的是数字权力的结构,中国至少跟美国或者是刚才讲的英国,甚至是跟中国台湾绝对不一样。我们现在主要讲的数字权力,其实是三个,一个是接入的权力。就是说网民能接入互联网,这个在中国问题其实是比较大的。所谓的数字鸿沟问题,在近十年是在逐步的扩大,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包括比如说在网吧,原来可以自由创业。但是中国后来有一个规定,网吧必须是连锁经营,而且网吧经营电脑的台数和面积是有限定的,比如说必须30台以上,面积必须是100平米,而且它的宽带接入是垄断的,只有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可以做,这样的话成本非常高。

  还有就是访问的权力,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有非常著名的防火墙,有世界一流的网站是不能访问的,可能还有很多学术类的网站是不能访问的。另外是发布的权力,大家的感受可能更加深了,目前最大的事就是在清理新浪微博,据前两天的报道有10万个微博帐号进行了整顿。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他讲我们的清网行动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整个其实是对发布权很大的打击。我们把接入权、访问权和发布权,这其实是中国网民非常自然的权利。

  今天大家也谈到了知识产权问题和隐私权问题,这块实际上也是非常纠结的。前几天有一个非常大的知识产权的官司,搜狐和优酷搞了反盗版联盟,事实上它的实质,我觉得是两种商业模式的冲突,它不仅仅是盗版的东西。因为在PC互联网上,百度的模式必然要出现盗版。在所谓的盗版和知识产权问题上,其实更多的是利益问题,这个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

  在隐私权方面,中国个人数据保护,这个法律目前还没有出台。工信部有一个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现在他们也在讨论。在地方政府关于隐私权,以这种名义出台的规章也有一些。比如说杭州制定了一条法规,但是这条法规明显的是保护官员隐私的。

  我觉得现在谈隐私权力,在中国的语境下,我觉得还不要谈,一谈就会保护官员,比如说我们知道法国有遗忘的权力。我们看到百度的贴吧,地方的吧其实承担了地方监督的作用。如果所有的官员要求遗忘,要求删贴,以正常的理由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中国的舆论监督会非常的差。所以我觉得跟西方整个权力结构,至少在现阶段完全不一样。

  相对来说,我觉得台湾实际上也面临新闻结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看到台湾整个网络新闻,第一阵营还是国际主流媒体,比如说FaceBook、雅虎等等,第三个才是个人独立媒体。有一个媒体,它的数字版权可以卖给雅虎和MSN,就是这种大的媒体。在中国这样的环境根本是不允许的,这种结构完全不一样,百度、腾讯、阿里巴巴是第一阵营,第二阵营才是搜狐这些。你个人要出头,要实现版权的交易,这个是比较难的。所以说目前我们来讲数据保护是保护哪块,这个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判断,保护哪块,哪块是重心,中国跟全世界的节奏和落差有多大,在结构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另外一个要判断是商业的保护和个人的保护要分开,个人也要分官员,还是所谓的公众人物,还是公民,我觉得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值得大家来讨论的。如果一味的讲我就是要保护隐私和知识产权,我觉得跟我们自己的语境完全混淆了,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事。因为大家都比较洋,现在全世界讲数字权力的保护,一上来就是隐私权。如果我们一味的跟着这个潮流走,可能就会觉得很洋,但是又跟中国的实际很脱节,我先说这么多。

何雪峰:新闻评论发展面临法制困境

何雪峰

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和刚才的陈鸣一样,我也是来自南方都市报的,他已经离开南方,投奔了新媒体,我还留在这里。中国的新闻评论,在中国市场化都市类媒体崛起,以及在中国互联网时代新闻评论发展的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它遭遇的困境。包括刚才陈鸣也提到了,其实现在新评论,在新媒体上也有很多自媒体的操作方式。

我讲一下,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公民写作时代,时评热是怎么形成的,它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其实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这三十多年接近四十年来,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发展的背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其实进入了阶层分化利益博弈加剧的时代,各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另外一方面以权贵资本为特征的利益集团日渐形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其实是物联网时代非常典型的特征,国人的权力意识开始崛起,民间的利益在生长。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2003年因为孙志刚事件引发的违宪审查的呼声,这个其实说明国人给予自身利益的权力开始崛起,而且它是持久而渐进的,这种权力意识不断的触碰当下中国的真命题。权力意识觉醒要谋求自己的利益,必先表达自己的利益,所以公民表达的欲望和表达的能力空前提高,公民的表达是呼之欲出的。而恰恰互联网的出现,即便是在传统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的诞生为公民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所谓大众传播的工具,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公器,所谓的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公器。

我还要介绍另外一个背景,这其实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变化,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的媒体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都市类报纸的崛起。而都市类报纸区别于以前党报的特征就是市场化的运作,这种市场和互联网向上生长的力量一旦兴起,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在那个时代南方都市报向所谓主流媒体转型,用时评来实现自身的诉求。其实当时在上一届政府刚刚换届的时候,一度出现了宣传管理和舆论相对宽松的环境。而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各大媒体纷纷开辟了版面,中国的新闻评论由此进入了新的大发展时期,那样一个大发展其实也是奠定现在在互联网上网络表达的发展,那是一个基础。

公民写作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种公共议题的表达。而以公共表达为核心特征的时评热,它的结果必然是公共的问责。当时来看是那样的,在微博兴起以后,其实这种公共问责的表现是网络反腐的兴起。在当时的大背景下都市类报纸的评论迅速崛起,有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潇湘晨报、华商报,这一类有代表性的报纸,当时可能国内开辟了评论类版面的报纸有上百家之多。

其实做这样一种评论,它背后有理念的思考。以南都时评为例,这是南方都市报对于中国百年转型的思考,从国家独立、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三方面的思考,思考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如何转型成现代国家。这个转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闻事件,就是我们南都时评要触碰的。

南都时评经过那样一个时代,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中国的新闻评论模式。我们每天有日常的评论版,包括代表报社观点和立场的社论版,代表专栏立场个论版,代表网民和读者观点的众论版,以及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以及每周日出版的评论周刊,形成比较完备的新闻操作模式。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报纸的社论版,这是我们的专栏版,这是我们的众论版,我们读者可以进的版面。这是我们的岭南大讲坛的公众论坛,它是一种落地的论坛,邀请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去广州做现场的演讲,这是公众论坛在网络上的介绍。我们公众论坛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周一次大约举办了300余场。

这是我们的评论周刊,我们在2008年创办了每周一期的评论周刊,区别于日常评论版面短平快的新闻评论的操作,做一些深度的评论操作。这是我们评论周刊,如果大家细看的话,以前叫评论周刊,后来改成南方评论周刊,为什么这样做呢?在中国的媒体在操作中,我们做过一段时间以后,有关部门把我们叫停了,我们出来以后又换了一个名字,其实这个变化本身就是媒体人的操作,现在我们叫南方评论。

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传统媒体新闻评论的操作,与此同时,其实在那个时代传统的门户网站,它的新闻评论的操作也开始进有了。而在当时其实是四大门户网站,就是新浪、腾讯、网易和搜狐,它们新闻评论的操作主要是跟贴的模式。下面我以网易为例做介绍,网易当时提出无跟贴不新闻,什么叫做跟贴呢?中国的新闻门户,本身没有新闻采访权,所以它只能转载传统的报纸已经刊载的新闻,但是它走了一个擦边球,网友看了以后可以跟贴。2003年网易出现了第一条新闻跟贴,2005年新闻跟贴以盖楼的方式出现,那个时候这是一种奇观,盖楼是什么样的模式?这是典型的新闻跟贴,这是对于中国城管的新闻,它不能以原创新闻发表在网站,它用跟贴的方式。比如说网易用了北京网友的评论,调侃”中国城市管理是中国秘密发展的准军事化组织,管理游击战术。”这样一种网络表达方式,它是网络上比较独特的,这是传统媒体无法做到的表达方式。

这里面还写了,”我国庄重承诺对外不首先使用城管”,这是盖楼,通过网友的层层跟贴形成一个楼,表现出在网络上网友创造出来的新闻评论的新方式。

在传统门户时代,新闻评论中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论坛和BBS,比如说在关天茶舍和猫眼看人,都有新闻评论的热贴。从2009年开始进入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两大主流产品,一个是微博,一个是微信,微博现在用最多的是新浪微博。但是其实在twitter兴起的时候,我们用的比较早的是饭否等一系列产品,后来因为触犯有关的管制,饭否很快被关闭了。所以在2007年、2008年左右以饭否为首的独立微博产品游走在自由和管控之间,2009年8月新浪推出微博以后,微博开始大洗牌,有人将2010年定义为中国微博的元年,2011年进入了微博的壮年。所以微博开始作为重要的媒体力量出现。我理解,微博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由办报,你注册一个微博,然后你在微博上发言或者是发表新闻评论,或者是发布新闻事件,你成为一个大V,其实你就是一个媒体。一块是大V的新闻评论,其实他是力量大的新闻评论,以及另外一块网络爆料,从这几年开始,爆料不再通过传统的媒体,微博爆料兴起。在微博之后微信公众账号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国结社的自由,微信成为微博以后自由办报的又一个平台,也成为传统媒体人自媒体转型新的平台。

给大家看一些例子,这两个微信公众帐号是我的两个同事,一个是以个人也就是我们报社的记者开的,另外一个是新闻评论也是我的老同事开的,他注册微信公众账号。其实他的内容仍然是传统媒体的内容,但是它以新媒体的方式来呈现。

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十几年来中国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新闻评论发展的过程。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中国新闻评论的困境,我用一个我的朋友的话讲,他说在中国写新闻评论,最大的悲哀就是我五年前写过的文章,五年后拿来读一点都不过时。这个无力感本身又遭遇一种管制,那么这个管制的直接体现就是这几年,其实传统媒体和新闻媒体普遍的衰落,无论是我们南都还是新京报,还是华商报,在管制下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传统媒体本身也面临着新媒体冲击,尤其是一种互联网新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在市场竞争上,就是读者市场上遭遇了巨大的损失。再一个是门户网站,门户网站本身已经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旧媒体,而且它面临的管制比以前更加严厉。

这两年兴起很快的微博,衰落也很快。我给大家看一下大V的衰落情况。以前大V主要是评点各种新闻事件以及网络爆料。现在大V一般是预报自己的活动,或者是转转贴,也不加什么评论。中国著名的爆料微博博主周筱赟,自己发了一个贴说网络爆料时代已经结束。微信出现以后对新浪微博形成了冲击,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管制给它带来的影响。

我们再来谈微信的公众帐号。其实在新浪微博受到管制的背景下,微信的公众帐号也受到很大的压制。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微信帐号来看,它的言论尺度甚至小于新浪微博。这个公众帐号以前是点评新闻事件的,现在是该帐号已注销,如果不想注销,那只能采取有技巧的方式来说,直话直说的都活不长,所以微信的公众帐号,从培训公司的操作策略可以来看,它很大程度上吸取了微博的教训。他把微信的公众帐号已经折叠成二级页面,这样来看微信的公众帐号受到压制也是一样存在的。

最后我谈一下悬而未立的新闻立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已经批准了新闻法的起草小组,但是八九风波导致新闻立法被中断了。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接受德国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又起草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听到下文,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新闻立法是搞不起来的。媒介制度本身同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联系在一起,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媒介制度。新闻传播法不可能是单独的一部法律,而是渗透在许多部门法之中的,第三个是制定法律固然重要,贯彻法律更为重要而且艰难,我们更要注意通过贯彻法律来改善我们的媒介法治环境,我就介绍这些。

公益沙龙第1期:真相如何呈现——唐慧案报道探讨

真相如何呈现?唐慧案报道探讨

在这一期沙龙中,《南方周末》的新闻部总监曹筠武、法治版编辑苏永通、《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迪对各自的报道进行了介绍和解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徐泓和师曾志两位老师、著名媒体人郭光东和曹保印从传媒专业角度分析,夏楠和胡益华律师从法律层面进行点评。

以下为讨论会各位嘉宾发言要点摘录。

 

曹筠武

第一,《南方周末》想展示信访和维稳关系如何主导唐慧女儿案件,并进一步探讨在信访和维稳关系下司法公正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从记者柴会群的角度来说,基础动因是廖隆章的曝料,他初步认证曝料有可靠度。这和此前公众舆论中已经形成的固定印象的“唐慧案”有相当不同,这样的反差会激起好奇心和探索冲动。在编辑角度来说,我希望了解新的情况。记者和编辑发现了不同,我们就要做这样的新闻,这样的新闻在我们编辑部内部探讨中,我们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想法,这样的指向可以通过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就是“维稳制度下的司法困局”。

从报道反馈来看,很多读者是认可这一指向的。同时我们注意到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最具代表性的说法分为两种:一种来自普通大众,主要是认为《南方周末》的报道过多聚焦于唐慧个人,尤其对唐慧进行了道德审判。来自于新闻和法律业界的主要批评主要是认为南都在材料选择和组织上有很多不合规的地方。

第二,报道和读者之间的障碍问题。报道发出之后批评的声音非常猛烈,赞扬的声音也非常的猛烈。我关注更多的是批评,我想这些批评可能和报道与读者之间的一些障碍有关。一是140字和14000字之间的障碍。我们的报道加评论一共14000字,但一条微博是140字,这种140字以内就能解决的话语真的像投枪和匕首,对于14000字来说是毫无防御力的。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们更容易从140个字获取信息,这可能是对《南方周末》批评很重要的来源。二是预设立场和预设判断造成的障碍。当我们接触了一些让人不舒服的事情之后,就开始本能地怀疑她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吗?还有很多读者甚至分不清楚《南方周末》和《南方周刊》、《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等等,他把所有的报道搅在一起,说“这就是吃完原告吃被告,你前后矛盾”。

第三,在这次争论中,我真正的关注点是割裂语境下的新闻报道。历来引发重大争议的事件,包括邓玉娇、钱云会、袁厉害、陈水总、唐慧,这些案件有什么共性?陈水总和唐慧不仅仅是对社会现状的判断和理解,还涉及到对于未来路径和我们如何做的一个判断。一旦涉及到这一点我认为它可能是更加敏感的一点,它所引发的争议可能会上升,如果不是说绑架到更高高度,也会上升到更高的高度,而且这样的分歧也是非常激烈的。

 

杨迪

唐慧从去年劳教后,她接触到媒体不下百人,她对很多的媒体采访和记者都几乎没有记忆,她只是程式化的你问我答,很难真正走进她的内心。最开始在我从永州公安局离开的时候,我和《南方周末》的想法是一样的,“唐慧赢了,法治输了。”我甚至觉得唐慧何止要劳教,应该被判刑,她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还绑架了司法公正。我们看到唐慧在不断上访,给高层写信、到北京中南海被挂号,以及当地镇政府为帮助唐慧协调联系。以及乐乐案中两个死刑、四个无期和一个15年的判决结果。在这样的现象和结果之间,我需要做的就是去找到现象导致结果的证据链。

整个判决最关键的问题是第二次判决书中关于秦星的立功证明的说法,在一份张新民和当地检察院共同对周兰兰自杀的调查笔录及当时在看守所的照片这一调查证据的前提下,法院在第二份判决书中“欺瞒法庭”的说法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说法院是在唐慧的威胁下或者信访制度绑架下做出的判决是不太恰当的。

 

苏永通

我想做“唐慧案”是在一年前。

如果认真看报道的话,会发现我们并没有很直接下结论,还是提出一些合理怀疑。这个案子里涉及到各种定罪问题和量刑问题,这其实是最重要的问题。证据方面,我作为编辑是看不到,为了我自己更放心,我把判决书都看了,基本上觉得此案证据比较不足,所以我是希望有一个公开说法。

讲到量刑,在刑法界来看,一般人认为这个案子判得挺重,因为7个都是主犯,除了未成年人判了15年之外,其他人都判得非常重。最明显的一个硬伤是上诉加刑的问题,当时高院发回以后又加刑,检察院并没有上诉,加了两个无期徒刑我觉得是过分的。

上访的问题,我觉得应该理一个表,就像有人讲唐慧去法院吃住十几天是因为法院超期没有判,我看到的是法院判轻了她才去。我觉得不能简单说唐慧绑架司法,她也做不到,不能简单说她有影响的,比如说舆情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领导的注意,领导会干预到这个案子里,以前这种情况也发生过,所以也还是会有影响。

 

胡益华

这个案子里一个争议的事实,包括“真假立功”和“量刑”,当时我接触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刚才曹筠武讲到,柴会群在前一阵子采访看到的一些东西。其实到目前为止,湖南省委调查组一直没有公布所谓的调查结论,现在这篇报道里基本上把湖南省委调查组的结论公布了。当时从我个人看到这个报道之后,我是比较震惊的。

另一点,这篇稿子当时的题目讲到法治,其实在今天坐在这里谈这个案子,谈法治,我觉得我们更要谈一个问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媒体该怎么对待,这是这个案子中比较有价值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公开开庭的案子,我们的调查是否能以这一份捡到的所谓案卷来作为立论基础进行整个报道和评论?

曹筠武讲这篇报道的出发点是上访制度下的司法困局,这个分析非常好。我们探讨在现状下,上访制度对于司法的影响、或者说上访制度的存与废,可能通过这次事件我们能更多的去关注。

 

夏楠

我相信《南方周末》是提出一个问题,而且我相信《南方周末》同仁的操守,我相信不是出于政治原因和金钱上的原因做这样一个报道。

看了《南方周末》报道以后,我不像很多人那样觉得这是一个颠覆性报道,我没有很吃惊,因为我看对这报道里面的事实基本上没有怀疑,从我们律师的角度上来看这些太正常了。所以,我说《南方周末》报道可能想呈现一种逻辑来,但我认为他的论据不足。

这里面有几个方面:一是报道里用了很大的笔墨描写在“永州幼女卖淫案”中;再一个讲维稳倒逼司法,但我觉得这些都不能算维稳体制下的倒逼,她走的都是上访渠道,而且是有理由的,是很正常的事情,《南方周末》在这里出现了偏颇,在文字陈述上,是不是应该找律师呈现一下上访是不是有理由、正当的。

《南方周末》报道本身对时间的梳理不是非常清晰,如果我们判断唐慧撬动了很多媒体,媒体又撬动了司法,这些时间点的分布在什么地方?我们说唐慧赢了,那么唐慧赢了发生了很多次,公安局立案了,检察院提高了起诉层次,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成唐慧赢了,我们理解“赢”这个词。这些是发生在媒体介入前还是介入后,可以用一条时间线来分析这个事情。

如果这个案件我来写,我可能会把重点放在其他的事情上,比如乐乐嫖资去向问题,我觉得这是法律人和媒体共通的地方。

 

徐泓

我只从文本分析,包括文本呈现的真相,以及它的影响来谈自己的一些意见。

《南方周末》揭示了唐慧的另一面,继续在建构、或者解构唐慧的媒体形象。读完以后我相信这篇东西报道的真实性,而且也不会从阴谋论或者是报道被操控这方面去考虑。我觉得这个报道是有价值的,它确实让我们更清楚的看见事情的另一个侧面。

但这篇报道有缺陷,在事实层面的叙述上能挑出不少毛病,有点横空出世,对整个事件背景的铺垫,调查路径和证据链的文本呈现,包括版面的组织还是有缺陷的。因果关系过于简单,确实有点结论先行。在某种意义上把它拔高了,证据不足以支撑,还不如落到实处、案子本身,从根子上讲清楚会更好一点。

第二,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你们把唐慧个人很多东西含在里面,交错纠缠在一起,没有把它完全解释清楚。

所以,这篇报道揭示的问题和立意还是正确的,好的,但是最后文本呈现的结果,可能由于写作框架太大,叙述和结构漏洞就会越多,反而达不到目的。

 

郭光东

我之前没有看过任何唐慧事情的报道,但看到《南方周末》这篇报道非常兴奋,给我一个完全颠覆性的角度。这个事实,换个角度,我会写唐慧真是一个伟大的抗争者和上访者,做一个升级版的《秋菊打官司》。

我也对标题不满意,还是实打实用新闻事件来呈现,“幼女卖淫案再调查”会更好一些。

媒体该怎么看待已经生效的法律判决,从严格的法治意义而言,判决既然已经生效,人们应该支持,法律上这叫既判力,要维护既判力。但换个角度,“聂树斌案”也是生效判决,我们为什么都觉得该质疑,都在质疑它呢?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矛盾的。

可以说,理性接受“唐慧案”这样的报道,对人、对一个个体来讲,在智商和情商上有更高的要求。

 

曹保印

媒体人在唐慧的问题上也有一点“太傻太天真”。

当唐慧搅动信访、维稳、司法时,你会发现一个至上的权威,最终地方、媒体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政治需要服务,但不是为了真相服务。另外,很多媒体也在迎合公众,有些媒体人在迎合自己。

在唐慧报道中,我听了不止一个媒体人欢呼,有了唐慧终于找到一个废除劳教制度的很好的靶子,即便有的媒体人非常讨厌唐慧也要把唐慧描述得很好。

如果我们不把正常司法进程、现实的司法进程和唐慧上访进程几者之间的关系理清楚,就弄不清楚唐慧到底在这里面推动了什么。无论什么样的舆论,我个人认为在死刑判决上必须要慎之又慎。

唐慧到底是一个美好的人还是一个撒谎者,是圣母还是刁民?她是所有的合体,既不要觉得她是撒谎者,也不要觉得她是圣母。但除了《南方周末》的报道,我在所有记者报道中看到的都是把唐慧塑造得那么美好,这是否合适呢?